有時檢察機關即使找到案件線索，往往接下來還要面對一些行政機關的“軟抵制”。

貴州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余敏說：“有一些部門特別是被起訴的部門，尤其是行政部門不愿意接受也不能接受自己成為被告的事實，擔心本單位形象、業績受影響而對公益訴訟‘積極表態、消極配合’。”

“有個區檢察院發現山區有人焚燒廢舊輪胎煉油，環保部門收到檢察建議后居然置之不理。我自己跑去一看，滾滾黑煙把人臉都熏黑了！”汕頭市人民檢察院民行科科長林東升說，“一直等到市檢察院出面，把線索移送公安機關，才取締了8個煉油點。”

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公益訴訟中最復雜的就是行政公益訴訟案件，因為這類起訴是為了糾正行政執法機關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而設計，主要目的是通過訴前程序和訴訟程序來督促行政執法機關依法履職，從而實現對公共利益的保護。然而在基層實際案件中，地方政府的行政決策有著各種各樣的復雜原因，因此有的推諉塞責，有的消極抵觸。特別是作為起訴人的當地檢察機關，如何與政府行政部門推進訴訟，最終用法律捍衛公眾和國家利益，是一場多方參與的“博弈”。

法律支撐少，要打鐵自身還不夠硬

眼下，全國13個省、區、市在為期兩年的公益訴訟試點期間，辦理了一大批公益訴訟案件，積累了豐富的案件樣本，相關制度也已確立，但是由于制度細則尚在完善之中，各地檢察機關遭遇到一些現實問題無法解決。

汕頭市龍湖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夏彬認為，公益訴訟在實踐中碰到了不少在法律上難以準確把握的問題。比如有人認為行政機關在起訴后庭審前履職糾正，就可以撤回訴訟；但也有人認為即便如此法院也應判決行政機關原先怠于履職的行為違法。“這些問題法律上不解釋清楚，我們總感到進行公益訴訟時底氣不足，改革很難繼續深入。”

令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庭長羅朝國感到困惑的是，檢察院和法院之間在訴訟地位的認識上存在分歧。“在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是監督機關，走的是公訴模式，法院則認為雙方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檢察機關究竟以什么身份參與訴訟？”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在試點初期，最高檢、最高法的實施辦法均規定檢察機關以公益訴訟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訴訟，但對訴訟程序中檢察機關的責任義務沒有具體規定。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部分試點法院在公益訴訟中按照普通原告的權利義務要求檢察機關，如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組織機構代碼證、授權委托書，用傳票通知開庭等。對于這個問題，“兩高”經過溝通，明確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職權行為，最高檢還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案件登記立案工作的通知》，規定了不同于普通原告的登記立案工作程序。未來，這一問題將通過制定細則進一步得到解決。

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如何協調也困擾著公益訴訟。羅朝國舉例告訴記者，如果城市的某個湖面遭受污染，行政機關比如環保部門可以通過行政執法的方式，對企業進行處罰，這是行政手段，但是否應該先通過行政機關履行職責，在處理未能奏效的情況下，再通過司法機關？這究竟是什么樣的規則和程序，都有待通過法律一一定奪。

一些檢察官指出，一些環境案件具有較高的專業性，往往需要對污染狀況、損害后果進行科學鑒定。從司法實踐看，環境案件的鑒定往往要支付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的鑒定費，加上差旅費、律師代理費等費用，訴訟支出費用相對較高，導致了一些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流產。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對企業的污染行為不作嚴格監管，對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態度也很消極。即使允許，也僅僅限于對那些規模小、影響小的企業提起訴訟。一些環境公益訴訟案源在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大局”的潛規則下被放棄。

公益機制不健全，進入角色需趕緊

隨著公益訴訟案件數量、種類越來越多，現有檢察人員隊伍不能全部適應公益訴訟辦案要求，影響著辦案質量。不少受訪者認為，檢察人員在公益訴訟案件線索的發現能力、調查取證能力、整改督導能力、庭審應對能力、質證能力、法庭辯論能力等方面有待進一步提高。

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通報試點工作時指出，試點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仍存在著配套機制不健全問題。尤其是在公益損害鑒定、環境損害修復等方面缺乏配套機制。有的地方行政機關認識有偏差，擔心影響地方政府形象。有的收到檢察建議后，雖有回復但并未進行實質性整改，或僅糾正部分違法行為。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于曉光等專家建議，公益訴訟的推行，充分體現了檢察機關在促進依法行政、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中發揮的積極作用。針對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要不斷糾正地方行政機關認識偏差，適當可采取問責形式提高他們對公益訴訟的認識。另外，要加大對檢察官和法官的專業培訓力度，進一步加強隊伍建設，完善訴訟機制、執行機制，從而共同推進公益訴訟工作取得新突破。

(采寫記者：汪軍 詹奕嘉 鮑曉菁 周立權 朱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