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些書家處于競技相互爭艷時，嚴修始終抱著一種平常心態對待書法藝術，淡泊自處，甘于寂寞，真可謂儒者風度。這種對其有意用功而無意成功的修煉，得力于嚴修在教育事業成就的互補，這是發自他內心對教育事業巋然不動的恒力與毅力，來自對教育的堅定信念。這恰恰也鑄就了他書法的成功。嚴修所具有的這種藝術氣節對于當代一些書法創作急功近利的傾向不乏重要的啟示意義。

嚴修《蟫香館使黔日記》手稿

自嚴修研習書法之始，便傳承中國傳統書體，堅持探本溯源的求書之路，恪守篆隸習秦漢、行楷承晉唐的學書之法。幾十年的書法研習，他遍臨歷代名碑，對《史晨碑》《曹全碑》《尹宙碑》《禮器碑》《城隍廟碑》等諸多秦漢碑刻進行深入揣摩、研習和傳承。同時，他對歐陽詢《皇甫誕碑》、柳公權《玄秘塔碑》和褚遂良《圣教序》精煉精透。

嚴修對碑學筆法領悟實多，但他言碑而又不拘執于碑。據《嚴修日記》中所載，其書法注重“循環式”練習，積極取眾家所長為己用，師造化，融會貫通，蓄積自己的藝術創造力，并與其人格襟抱和滿腹經綸相激相蕩，漸漸生發出自己的書風，從《嚴范孫先生遺墨》《嚴范孫先生手札》《蟫香館手札》中可見一斑。嚴修早年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館閣體”對他影響很大，但他極力擺脫其窠臼，在探究名碑之精妙的基礎上，不以古為我，而是化古為我，古為今用，為我所用。因此，他在謀篇、結體、用筆上更顯靜穆、穩重，嚴謹中富有變化，處處內含功力，點畫之間蘊含了中和之境、儒雅之概、清真高潔之氣，頗具大家風范。

嚴修書法功力深厚，為當時津門書壇所崇仰，為此許多人依附于門下，求教問藝，其中書法成就卓著的李叔同與袁克文深受嚴修的溉潤。嚴、李兩家系世交，雖非同時代人，但李叔同時常去拜見嚴修，談書論道，揮毫遣興，深獲講貫之益，不僅積蓄了李叔同深厚的藝術修養，同時嚴修對書法藝術的發憤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李叔同。袁克文則自小師從嚴修，在書法、詩詞方面得到他的悉心指導和熏陶，字體雄健多姿，華贍流麗，所作大字楹聯作品，更顯筆墨淋漓，氣勢磅礴，成為天津近現代翰墨名流。嚴修的學生姚華也深受恩師影響，后連捷成進士，成為近世不可多得的書畫名家。嚴修在他們人格的形成與藝事的發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為書法藝術人才的培養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二

嚴修一生鐘情詩詞，晚年創立了城南詩社，在詩文方面的成就與趙元禮、王守恂同譽為“近代天津詩壇三杰”。詩詞與書法相伴，他在創作中傳達任其自然的心態、“物我兩忘”的境界，以獲得身心的愉悅，從而提升了書法藝術創作的境界。

《蟫香館詩鐘》是嚴修寬余閑暇之時的遣興之作，詩詞皆從心底流出，傳達思想感情于尺素之上，輕重疾徐的節奏中顯示內心的波濤，時而文思泉涌、滔滔汩汩，時而阻澀涂改，一任自然，心手相應，筆到意縱。他書法藝術效果與詩詞內容的相契合可謂興之所至、情之所鐘，琴瑟共鳴。觀其書賞其詩，得到了超于形式的享受，達到了書法藝術的極佳境界，這種無意為書、妙手偶得的墨跡呈現出了嚴修高超的書法水準。

如果說，有意經營的書法創作更能調動各種積極因素，那么楹聯作品則是嚴修的“有意為書”。他早年的行楷整體布局沒有過多的求新，安穩自在是其章法上的基調。單字的推進主要依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而形成自然的起伏，從容舒緩，秀逸清潤。至中年后，字體遒勁開張，結字更加沉穩，筆畫舒和蕭散。行書作品不作遲澀之勢，爽快明朗，墨色勻淡，可見他在揮毫中意、筆、墨俱到，控縱自如，心靈合轍。

嚴修六十歲后幾乎每天在家里或到俱樂部或城南詩社書寫立軸、尺牘、扇面、題寫畫軸等，因此單純的書作漸漸多起來，手法圓熟，得心應手，返歸于自然率真。尤其是他的扇面、楹聯作品，筆勢流暢無礙，逸筆縱橫，字字閃爍天機和性靈，魅力醇厚雋永。年復日久的書寫實踐與感悟使嚴修的書法藝術進入了百煉鋼成繞指柔的化境，他自己也感受到“如前而筆力稍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可謂人書俱老。

嚴修書作《六十自述》即是楷書經典，觀其概貌，隱有柳體跡象，但并非一味地模仿柳公權，而以獨具特色的藝術闡發，運筆獨到，中鋒、側筆轉化老練精妙，線條凝練，純剛不亢，踏實沉穩，法度森嚴，內斂氣厚，起收動作完整，單字體勢完美、端莊、深沉、博大、純樸。

我們看到，嚴修作為一個教育家，其傳統文人扎實的書法功底和在繼承中創新的變革精神以及對中國傳統書法藝術的傳承與擔當，他的書藝以及文學修養對于天津的書法文化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呵護國學的前提下，嚴修極力吸納西方先進的觀念和成果，因此在他身上體現了中、西學的交匯融合，并生發出燦爛的火花。嚴修一生把繼承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作為己任，向世人弘揚中華的書法藝術，這是作為一個教育家的使命感所然。在日本訪學期間，他到高師附屬小學觀摩教學時親自指導學生習字練書，講解書法藝術，“畫一提筆之形，大字用大筆，小字用小筆，小字指執，大字掌推。”

嚴修的書法藝術也深受日本友人的喜愛與好評，求書者紛至沓來。河野君曾攜泰山及曲阜孔林寫真五十葉求嚴修題字，寫“萬古欽躅”四字橫幅。嚴修也曾為日本井上醫院書寫橫額，“為權謹堂書《東文法述略》封面”。因此，嚴修與不少日本名人建立了深厚友誼，為他順利深入考察、調研日本的教育情況提供了保障。

書法以藝術和實用相兼為基本特征，盡管嚴修對書法的社會功用觀沒有明確的論說，但他一生所從事的社會教育文化事業、公益事業都體現了其實用主義思想。他心系民生，慈善救濟，鬻字賑災。鬻字是他對自己書法藝術的一種自信和肯定。嚴修曾耗時一年寫出3000副楹聯，得潤筆費9000多元，全部現款捐獻以賑濟黃災民眾，故而穩定了社會。

周恩來曾贊揚嚴修：“嚴先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好人。”在嚴修身上體現出的浩然正氣、良知和人性，如同他的書法一樣純厚，心正筆正。“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這“修能”是嚴修在書法中的用筆，而“內美”則是他心靈的高度修養，就是“真、善、美”。

超邁的學識、高潔的人品使嚴修的書法藝術牢牢地把握住了傳統文化的命脈。他不急功近利，不隨波逐流，以平和自然的心態臨池、創作，不僅提升了書藝、磨礪了品格，也造就了其博大的胸襟。也許，嚴修無心做一個書法家，然而其學養、天賦和實踐，卻使他成了一位個性鮮明、為世人所公認的書法家，并堪稱書法史上的杰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