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的“標本意義”有幾何？

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曾表示，“炒信”已呈現職業化、專業化等特點，對電子商務健康發展的危害日漸突出。近年來，有關部門也出臺多項舉措予以嚴厲打擊，而此前并未出現“刷單入刑”案例。那么，此案的“標本意義”有幾何？

俞瀟表示，從案件看，李某組建平臺的目的為組織、引導甚至推動淘寶賣家進行虛假交易，對商品、服務進行虛假的宣傳，其個人可以從中牟利，主觀上顯具發布虛假信息的故意，且系犯罪意圖的提出、引發者，客觀上也由平臺會員實施完成發布虛假信息，其行為違反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第三條規定，擾亂市場秩序，并且達到構成犯罪的數額標準，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罪要件，依法應定性為非法經營罪。

“關于量刑，根據兩高有關解釋，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二十五萬元以上的，屬于刑法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應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俞瀟說。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艷東認為，此案并不意味著一般的刷單行為都入刑。根據兩高的司法解釋，發布虛假信息行為，可以非法經營罪論處。李某組織他人刷單、發布虛假信息，并借此斂財，這是他被判刑的主要原因。

“過去打擊刷單炒信主要靠行政處罰，但罰款上限僅２０萬元，一些不法商家有恃無恐。余杭區法院第一次將組織刷單者判刑，對刷單炒信相勾連的違法違法犯罪行為，勢必將形成震懾，進一步凈化電子商務環境。”北京盈科（成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羅浩說。

北京德恒（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黃加寧則認為，發布虛假消息是指發布已存在的虛假消息，而李某組織他人刷單屬于制造虛假消息，兩種行為并不相同。還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判決書生效有１５天時間，期間不排除被告提起上訴的情況，此案后續走向還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