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上“誤捐門”，一方面需強化捐贈過程中的提示和保護義務，最大限度堵塞漏洞，減少捐贈誤操作的可能；另一方面則需完善規則，設計相應的“容錯”制度。

近日，有媒體報道，江蘇宿遷的劉先生到朋友家玩，朋友8歲的孩子鬧著要玩游戲，劉先生便把手機給了孩子，結果孩子卻點開了微信錢包里的公益選項，將劉先生卡上的1.7萬元捐出，而捐款過程中，平臺并沒有要求輸入支付密碼或驗證碼。6月4日，扶貧基金會回應稱，捐款已在6月2日退回并得到了劉先生確認。騰訊方面稱將盡快優化相關設置。（見6月5日《北京青年報》）

從法律角度講，捐贈合法有效的前提，是捐贈主體具備獨立的民事行為能力，此番事件中8歲孩童是未成年人，其行為不受捐贈契約保護，監護人有權要求退回捐贈。而從倫理角度看，公益捐贈是捐贈者自愿的行為，捐贈動機、金額等，應是捐贈者真實的意愿。

誤捐在現實中的確存在發生的可能，包括捐贈者的誤操作，如轉賬輸錯了金額、孩子玩游戲點錯了應用程序等，甚至包括賬戶被盜“被捐款”以及喝酒后的沖動捐贈。這些反映在結果上，即是捐贈行為人對捐贈行為與意愿的不認可，進而引發“退捐”爭議，甚至升級為“毀捐”。

真正的難題，是實務中很難判別捐贈行為本身的合法性與意愿的真實性。從常識上講，新聞中的劉先生作為自然人，向扶貧基金會捐贈1.7萬元，為賬戶內所有余額，不符合捐贈的正常邏輯，可推定是孩子所為，但真正要拿出孩子操作捐贈的證據則很難。如果公益組織只從捐贈行為的合法性出發，令“誤捐”受損人承擔舉證責任，不僅舉證很可能無法實現，而且會損害到公益事業的社會公信。

公益捐贈并不是“一錘子買賣”，捐贈者的公益愛心與權利應得到充分尊重。堵上“誤捐門”，一方面需強化捐贈過程中的提示和保護義務，最大限度堵塞漏洞，減少捐贈誤操作的可能，如捐贈平臺改進捐贈措施，設置支付提示信息、支付密碼驗證限制和單筆捐款額度限制等；另一方面則需完善規則，設計相應的“容錯”制度。如允許有限度的捐贈“后悔權”，即網絡捐贈超過了一定的額度、在規定的時間內，可向平臺申請“退捐”。用規則約定來規避“誤捐”爭議，既有利于簡化程序，更有利于營造公益捐贈理解、包容、尊重的社會氛圍，切實呵護社會愛心善意。

“誤捐門”倒逼公益運作精細化，公益組織與公益平臺理應恪守公益的基本倫理，站在維護捐贈者權利的角度，細化、優化捐贈規則，實現捐贈者捐贈“零困擾”，這也是社會公益不斷發育成熟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