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陳玉義

鄉村教師的職業特性要求榮譽評選體系應與鄉土文化相適切,如果榮譽評選標準呈現城市化取向,那么鄉村教師教育生態的獨特性就會被忽視。

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鄉村教師作為鄉村教育的主體,一方面決定著鄉村教育的質量,鄉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另一方面也在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長期在鄉村學校任教的優秀教師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表彰,其目的是提升教師職業的崇高感和榮譽感,使鄉村教師成為受社會尊重的職業。

2015年6月8日《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提出“建立鄉村教師榮譽制度”,至今已近兩年,不斷改進現有鄉村教師榮譽制度,有助于政策的進一步完善,有助于鄉村教師隊伍的發展壯大。

構建融于鄉土文化的科學榮譽評價體系

早在清雍正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專門針對鄉村教師的榮譽獎勵,社學中“有能文進學者,將社師從優獎賞”。1945年南京民國政府還專門制定了《國立各級邊疆學校教員服務獎勵辦法令》。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形成多元化和規范化的教師榮譽制度體系。

榮譽評選的標準是榮譽獲得者資格的審查依據,是維護榮譽權威性與高貴性的首要環節。鄉村教師的職業特性要求榮譽評選體系應與鄉土文化相適切,如果榮譽評選標準呈現城市化取向,那么鄉村教師教育生態的獨特性就會被忽視,尤其是偏遠村校教師,其異質性在大“鄉村教師”概念下可能遭遇遮蔽。小規模偏遠學校教師的測評難以套用規模學校的方式。測評應突出這部分教師在“村落文化”傳承中的價值和意義,而不是單純的“學業成績”。榮譽評選標準應關注過程和結果的公平與正義,僅停留于原則層面易給榮譽腐化留下空間。測評內容除對學生學業的關注外,還應考查學生的習慣養成情況;測評方式應擺脫文本化傾向,加強實地調查;參與測評的對象多元化,應有“鄉民”的聲音,作為重要的第三者“對每名教師都有一桿秤”;榮譽政策制定中應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以保證政策擁有足夠的“草根性”。

落實精神獎勵物質獎勵并重的榮獎體系

待遇低和社會地位不高是當前鄉村教師的現實處境,因此,鄉村中小學教師的榮譽獎勵不應當是單純的精神鼓勵,還應該關照其“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即物質方面的需要。榮譽的價值在于其社會身份的區分,使獲得者得到某種程度的高峰體驗。

榮譽的價值由榮譽的稀缺性、施譽者的身份、榮譽的內容和榮獎的載體4個因素決定。對于鄉村中小學教師的榮譽獎勵而言,保持較高的價值屬性需要與適切的物質利益相關聯,如除了一次性物質獎勵之外,還可以通過提供乘坐公共交通的優惠、外出學習培訓、旅游或療養等政策“特權”來彰顯榮譽的“神圣性”,使其產生“精神利益”與“實際利益”的雙重獲得感。

制定道德為主兼顧卓越的榮譽分類體系

瑞士蘇黎世大學經濟學教授布魯諾·弗雷認為,不同地區和不同類型活動榮譽的最佳獎勵數量,是一個值得努力研究的方向。有必要明確鄉村教師榮譽制度是一個基于道德標準的價值規范體系,不完全等同于能力的卓越;是基于所有基礎教育教師道德價值的衡量,而不是把“鄉村教師”作為一個獨立的榮譽群組。依此,才有可能有效化解鄉村教師榮譽設置所面臨的數量困境。

為鄉村教師頒發榮譽的價值基礎重在道德一維,是基于鄉村教師對偏遠鄉村教育的奉獻和付出,“美在于他們的堅守”。如若依從這一制度安排,現在全國330多萬名鄉村教師,約占基礎教育階段教師總量的20%多,若加入年限的條件約制,這一比例還會降低,足以維護榮譽的稀缺性。隨著城鎮化的加速,有必要對鄉村教師進一步區分為類城鎮化學校教師和偏遠村校教師,真正需要政策傾斜與關照的是偏遠村校教師,在遵循教師職業底線的基礎上,以服務年限作為依據頒授相關榮譽,可視為這一群體默默奉獻的一種應得。

創建體現教師共性和地域性的榮譽稱號體系

本文沿用了“鄉村教師”概念,但其內涵隨社會的發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必要糾正鄉村教師這一概念所外加的負性信息。歷史上代表著“鄉紳文化”的鄉村教師已經隨著國家身份的賦予而消失。過去的鄉村教師完全融于鄉土之中,他們是村落文化的代言者,而當下的鄉村教師是經過城市化規訓后的返鄉者,他們所代表的往往是城市文化。隨著教師資格制度的推行,鄉村教師起點教育水平與城市教師已經無異,在教師流動機制逐步完善的情況下,流動成為鄉村教師的常態,鄉村教師更多的是一個特定階段的身份。鄉村教師榮譽制度不妨改為“教師服務鄉村榮譽制度”,強調教師身份的共性,避免“鄉村”所可能引起的負面想象。將榮譽分級建制,由年限和學校地理位置兩個維度來決定,地理位置以距離城鎮最近的交通距離來測算。如果學校地理位置特別偏遠,對這些學校鄉村教師獲得榮譽的年限要求可適當削減,例如在100公里以上3年就可以獲得起點榮譽等,可以憑此榮譽來享受公共交通和旅游門票免費等優惠。

生成擺脫公共榮譽依賴性的個人榮譽培養體系

正式的公共榮譽具有“邊際效應”,作為一種社會榮譽不會是一種日常存在,正如溫斯頓·丘吉爾所言,“榮譽并非每個人擁有之物,如果所有的人都擁有的話,就沒有了價值”。公共榮譽所遵循的“錦標賽規則”必然導致同事間的競爭,成為同事矛盾的“策源地”。另外,若榮譽獎勵過度引入物質利益,則可能會擠出教師追求物質利益的內部動機。因此,引導教師追求物質利益從對外部榮譽的關注轉向對個人榮譽的維護,成為鄉村教師榮譽制度體系建立的核心和終極追求。

個人榮譽建立在個體具有超然性的榮譽準則之上,其觀眾就是自我,所以具有相對的自足性。不同于公共榮譽對外部施譽者的高度依賴,個人榮譽更加專注于榮譽價值本身。榮譽不同于道德的可規訓性,只能養成和引領。鄉村教師個人榮譽的培養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健康人格的實現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