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瓊：我的絕望，就在這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喊了很多年，但是在改革過程中，作為一個從事一線基礎教育的老師，我覺得國家改革的目標是要回歸教育的本真，以學生為主，教學是很重要的。但實際上感知的是，學校喊得很厲害，但實質上不重視教學。

新京報：你覺得高?！叭バ姓备母?，難點在哪里？

夏瓊：大家普遍反映強烈的問題是，老師上好一門課或講多少課時的課，比不上一篇CSSCI文章?，F在很多年輕老師比如講師，面臨一個基本問題，職稱要上去，可上好幾門課對此一點幫助都沒有，或者只是有微小的幫助，對課時量會起作用。實際上，一篇論文到底有多少價值？它是不是就超過上好一門課，獲得很多學生對這門課的認可？其實年輕老師有可能更愿意去做教學，沒有更多精力去寫文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做好老師講好一門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認為，寫好一篇論文比上好一門課更重要。這就是一個指揮棒的問題。

而且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指標，也過度注重了量的東西，沒注重實質性的東西，項目申報重申報不重結果。這是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問題。它運行了很多年了，我們看不到希望的是，它沒有任何改變，未來依然是評價體系朝著這個方向。包括論文發表期刊，這已經成為一個產業鏈了，還要以產業鏈的論文來論高度，來論成果，這個機制本身是不是要考慮修正呢？

“我首先要做一個講真話、講實情的老師”

新京報：有人評價，你敢于直言、具有批判精神。你認可這種評價嗎？

夏瓊：2014年，我被武漢大學評為教學名師。學生給我寫的報道，“敢于直言的新聞學教授”，就是這樣寫的。

我想澄清下，高校里像我這樣敢于直言的教師，也許不是太多，但也不太少，這主要看校方愿不愿意聽意見。這也與我的性格有關系，素來比較直爽。我歷來直言不諱，非常坦率和直接，并且很簡單。這是我一貫的一種狀態。“敢說真話”是我的基本原則，我教學生“做記者最重視的就是要講真話、講實情”。我教學生這樣做，當然我首先要做一個講真話、講實情的老師。

新京報：有人留言說，辭職信是對不合理教育體制的批評，你怎么看？

夏瓊：首先聲明，我談到的是高校管理機制的問題，是高校普遍性問題，武漢大學我也認為在普遍性當中，但這不是武漢大學個體的問題，它是系統性的，而且很復雜。昨天這個辭職信在網絡上發酵，就是得到了社會的普遍共鳴，我不過是個導火索而已。

新京報：你理想中的教育體制是什么樣的？

夏瓊：教育體制太大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它有問題，全國人民都在討論教育體制的一些問題。從理論上來講，目前教育管理體制，不尊重教學、不尊重教師、不尊重學科。這是一個大的問題，具體來說就很復雜了。

新京報：把辭職信發到朋友群并且配發那段話時，想到會引起這么多人關注嗎？

夏瓊：我講的問題，其實這幾年，也不是我一個人在講，很多人都在說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很多了。

我個人的問題，請不要過多解讀。有人說我成了“網紅”，“網紅”明顯是有所訴求的。作為一個大學老師，我只想安安靜靜教書。希望不要過多解讀，我本身沒有任何目的訴求，我本是一個很感性、很率性的人。那天只是很直率地發表了幾句，這是我平時一貫的狀態。

新京報記者 王姝 實習生 何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