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益崗位托底和企業市場機制分流成為職工就業再就業的主要渠道。這是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重視去產能過程中職工就業再就業問題”調研組前不久在山西、河北等地調研時了解到的事實。但是,隨著去產能的深入推進,政府公益崗位兜底的存量有限,企業內部分流轉崗的源泉萎縮,分流職工的就業壓力變得日益嚴峻。

“2017年鋼、煤炭行業化解產能還需要直接分流50萬職工。盡管人數比上一年略有減少,但是面臨的挑戰和難度顯著增加。”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劉燕斌認為。

職業變遷歷來存在。只是當前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職業變遷速度更快、規模更大而已。

劉燕斌判斷,隨著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將有大量的勞動力從鋼、煤炭等行業轉出。政府和社會應做好長期規劃和政策儲備。

職工的再就業壓力如何消解?如果交由社會,應由哪些機構承擔培訓、招聘等系列后勤服務保障?座談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管飛的疑問,引發了與會者的思考與交鋒。

多位企業代表發言時表示,國家應給予更多獎補資金支持,地方政府還應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崗位幫企業紓困。華潤煤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簡易則認為,國家的獎補資金實際上對央企而言杯水車薪,意義不大。相對而言,企業需要的更多的是政策支持,“比如地方政府執行落實人社部2016年下發的32號文件。”

對于安置分流職工的做法,攀鋼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楊槐的介紹也許更具有借鑒意義:“從人力資源優化角度來提職工分流、再就業。優化過程中有競聘上崗,而且依法依規、以人為本、分類指導、平穩推進。”

攀鋼的做法是,推薦給職工的崗位一般是設立3個以上的選擇。“職工就業再就業渠道非常重要。”楊槐的觀點,贏得了與會者的認同:“渠道解決的職工分流平穩型的問題,一定不能走獨木橋。如果只給職工一項選擇,那一條路一旦堵死就沒有退路。”

“就業和再就業的問題應該是今后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常態。”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巨祿說,應更多利用市場的力量進行商業運作模式,幫助解決技能單一、年齡偏大的分流職工實現再就業。

調研組此前在山西調研時了解到,高技術產業吸納的新增就業在某種程度上分解了傳統行業的壓力。比如,網約車平臺滴滴出行在山西一次性吸納4800名被分流的職工。后者經過短期培訓后,轉為網約車司機,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

與之類似的還有北京斗米優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這家互聯網孵化出來的創業公司,短短一年內幫助數十萬中低端的藍領找到了新工作。其中,不乏去產能企業的中低管理層、一線工人。

在去產能過程中實現職工就業再就業,實質上就是在生成新產能、新動能中實現職工的就業保障、權益保障。只是,在目前新業態尚未形成大氣候的環境下,推動就業再就業乃至創業的政策機制略顯遲滯。

全國政協委員崔海容認為,應采取多方面的舉措幫助企業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打造經濟新產業、新模式,在孕育的新動能中實現職業變遷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此外,委員們建議加快扶植產能嚴重過剩的地區新產業發展和支柱產業的發展;通過稅收等政策推動發展新興產業,進而為職工就業再就業創造更廣闊的空間和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