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畫派形成于晚明以降，直至近世，四百年來持續(xù)不衰，畫山水的，初學也好，名家也好，張大千、黃賓虹、賀天健、錢瘦鐵、陸儼少、謝稚柳、劉海粟、李可染、錢松喦、宋文治、應野平，幾乎沒有不畫黃山的。而晚明之前的山水畫史上，尤其是宋元的山水畫史上，基本上沒有畫黃山的。郭熙《林泉高致》歷數山水畫家應該“飽游飫看”的名山，泰山、嵩山、華山、衡山、常山、天臺、武夷、匡廬、雁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卻沒有黃山！是不是因為晚明之前，黃山未曾被發(fā)現、被開發(fā)呢？所以畫家們不知其名而不到其地，而晚明徐霞客發(fā)為“五岳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之后，黃山的名聲大振，所以引起畫家們的關注而趨之若鶩？

并不是的。黃山的被發(fā)現、被開發(fā)，早在唐代便已引人注目，歌詠它的詩文不少，尤以李白的《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最為著名，“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回溪十六度，碧嶂盡晴空”，此外還有《夜宿黃山》、《招隱黃山》等，皆為名篇。李白之外，賈島、釋島云，宋則有焦炳炎、王十朋、范成大、張可久，元則有汪起莘、吳黯，名家名篇不可勝數，盡黃山奇譎詭麗之勝，被廣為傳唱。“詩畫一律”，黃山既以奇譎的風采吸引了大批的詩人，按理也應該吸引大批的畫家前往覽勝，然而卻沒有。宋元的山水名家有沒有到過黃山呢？不知道，但唐棣卻長期在黃山地區(qū)任小官，他的山水畫，竟也沒有一幅是畫黃山的！

這里的原因何在呢？用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的觀點，詩的形象是非視覺的，所以可以寫“丑”的形象，而畫的形象是視覺的，如果畫“丑”的形象會引起觀者心理的不快。晚明以前的文化以儒學為主流，儒學的文藝觀是“溫柔敦厚”而不語“怪力亂神”，亦即執(zhí)正馭奇。黃山的景觀，以一字概之便是“奇”，而不是“平”和“正”。詩以其非視覺的形象，所以不妨描繪黃山的奇譎詭麗；而畫以視覺的形象，必須排斥“奇峭”的形象而取平正的形象，在江南畫派，便是“平淡天真”，在北方畫派，便是堂堂端嚴。宋代的人物畫中，貫休、石恪、法常等描繪奇怪粗野的形象，尚且遭到貶斥，被認為“粗惡”，只可掛在僧舍酒肆之中。則山水畫家們不畫黃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從晚明以降，異端邪說顛覆了儒學的中庸思想，個性的解放尤指向“怪力亂神”的尚奇斥正，不僅文學的題材多“拍案驚奇”，繪畫的形象也多取怪誕，陳洪綬的人物，八大山人的花鳥等等，無不如此，則山水畫家對黃山的情有獨鐘并趨之若鶩，弘仁、石濤、梅清等等，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徐霞客的推廣，徽商的助力，最根本的原因，正在“尚奇”。

在西方，古典藝術尚美而斥丑，以美為“造型藝術的最高法律”；到了現代藝術反轉為尚丑而斥美。這一反轉的文化思想互動于尼采、叔本華的“上帝死了”而放縱個人的意志。在中國，古典藝術主正而輔奇，以正為“天下為公”的“大道”；到了現代藝術反轉為尚奇而斥正。這一反轉的文化思想互動了李贄“不以圣人是非為是非”而解放了個人的欲望，極而為文人無行。而把丑改造為審丑而成為審美之外的另一種“美”，把奇改造為審奇而成為審正之外的另一種“正”，則是后人的事情了。如果說，畢加索等是以丑的形象完成了另一種“美”的形象創(chuàng)造，那么，石濤等正是以奇的形象完成了另一種“正”的形象創(chuàng)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