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的概念起源于歐美，“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被認為是它最簡單明細的概括。跟一般公益組織一樣，社會企業有明確的社會或環境目標，如創造就業機會，培訓或提供本地服務，而與一般的公益組織不同，社會企業直接參與為市場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但因為其收益主要用于再投資，所以它又與以盈利為目的的普通企業有所區別。在眾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臺灣的社會企業生態圈已經相對成熟，對于公益領域正蓬勃發展的大陸，有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

用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馮燕，素有臺灣“社會企業教母”之稱。她與社會企業的初遇大約在10年前。她參加香港社會企業高峰論壇時了解了歐洲著名的社會企業“黑暗中的對話”。這個社會企業將盲人培養成“黑房教練”，通過打造全黑環境，利用盲人在黑暗中敏銳的感官，梳理正常人在社會中的壓力與情緒。“剛開始看到這個，我覺得好棒哦，因為以前盲人只能去按摩、調音，但這樣的形式充分發揮了盲人的優勢。而且這個項目成立之后，有很多大企業爭相聘請盲人朋友為他們的員工進行培訓，無論是社會效果還是經濟效益，都十分成功。社會企業的存在，其實就是跳脫從前的模式，用社會企業去解決社會問題。”馮燕說。

從此，馮燕就一直關注社會企業領域，并盡自己所能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2008年，汶川大地震，還在臺灣大學擔任學務長的馮燕帶領一群臺大學生深入災區，嘗試通過發展當地特色產業振興地區經濟的可能性。

大陸，可以說是馮燕實踐社會企業的原鄉。

2013年，馮燕擔任臺灣“行政院”委員，在審議臺灣《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時，馮燕發現了問題：“用‘民間’的觀點來看，就會覺得那個專案行不通，它的內容其實就像一個大拼盤一塊一塊拼起來，完全沒有加成的功效，那你干嗎拼起來？只是為了告訴大家我們每年花了這么多錢嗎？”耿直的馮燕將這件事提了出來，于是促進在相關主管部門重新審視這一方案，并形成了后來的《青年創業專案》。“青年創業，‘創’什么呢？作為一個社工領域的人士，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社會企業。”就這樣，在馮燕和其他一些相關人士的推動下，臺灣行政主管部門于2014年頒布了《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這個方案通過政策調整等方法為社會企業提供友善的發展環境，構建社會企業網絡平臺，并強化了社會企業的經營體制。在《社會企業行動方案》的構架中，主管部門倒入各方資源，為社會企業經營活動提供資金“活水”，并且建構社會企業育成機制，成立專業的輔導團隊，爭取將“萌芽”中的社會企業扶持壯大。

不可或缺的“生態圈”

在馮燕看來，一個社會企業，就如同一株從萌芽走向成熟的植物，若要她茁壯成長，離不開良好的社會企業“生態圈”。“就像一株植物要生存，需要陽光、空氣、土壤和水。對于一個社會企業來說，主管部門的政策就像是‘陽光’，在臺灣以高校等組織主導的育成機構就像豐沃的‘土壤’，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大量社會企業其實都是小型、微小型，它的前期運作可能需要資金的支持，這個資金，就像澆灌社會企業的活水，而最后，購買社會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就是社會企業賴以生存的空氣。”馮燕說。

這樣的一個“生態圈”，可以讓確實能解決某一領域的社會問題的社企順利地發展起來，同時，社企的“生態圈”也會影響全社會，營造利他主義的社會氛圍：“青年人如果曾經創立社會企業或者曾在社企工作過，以后哪怕他離開這一領域，其實對他的職業規劃和人生領悟也會有很大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就可以進一步影響全社會。”

現在，臺灣社會企業的“生態圈”已經初步形成：大學、學會等學術機構在展開研究工作的同時，也帶動了以社會企業為主題的學生社團。臺灣教育部門跨校推動社會創新人才培育網，期待通過研究、授課及地方產業合作，培養出能以創新方式推動社會進步的青年人才。在創業孵化方面，“臺灣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等組織幫助社會企業創業者穩固起步，亦有跨部門的溝通平臺負責推動制定社會企業相關政策法規。同時，很多大型企業也積極參與到社會企業的實踐中，嘗試通過與社會企業的合作創造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贏的局面。而在這種“生態圈”的影響下，臺灣社會也呈現出熱衷公益、注重項目綜合效益的傾向。

兩岸交流的“藍海”

“臺灣目前已經形成了良好的社會企業‘生態圈’，這一點值得大陸借鑒。”中國社會工作聯合會社會工作師委員會副主任陳葵快人快語地說，“大陸目前正處在社會企業蓬勃發展的時期，社會企業的概念剛開始出現。這就造成一個比較鮮明的特點：大陸的社會企業收費能力較低，比較多地依賴政府資源。我們應該看到，社會企業，首先是一個企業。沒有盈利，你還企什么業？”

陳葵說，目前大陸并沒有像臺灣那樣對社會企業的組織形式和分配機制做出限定，希望鼓勵各種形式的社會企業涌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則著力打造“活水”的職能：“政府要做最‘天使’的投資人。”

陳葵認為，大陸并不缺乏充滿生命力的優秀社會企業項目，但是，“通過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的觀念還沒有形成。“社會企業發展得比較好的省份，不少社會企業都是高度依賴政府的投資或政府購買服務。現在確實發展得很好，但風險也不小。一個企業80%甚至90%的訂單都是政府的，一旦有一天失去了政府的訂單你養這么些人怎么辦？所以還是要建立起企業的自生機制，尤其要讓民眾了解，做公益收費不丟人。不靠捐款能把自己養活而且還解決了社會問題，這是非常好的形式。只有這樣，才會有更多人愿意為社會企業的產品或服務買單。”

這是大陸不少公益組織目前所面臨的選擇：不提高收費能力，僅靠不穩定的捐款無法良性可持續地發展；而“收費”又會對項目的口碑和活動造成諸多影響。因此，在是否轉型成社會企業的抉擇中進退維谷。面對這樣的疑問，馮燕給出自己的“解藥”：“不是說所有的公益組織都必須轉型成社會企業，而轉型成社會企業也不一定非得在本來的工作中收費。比如你是個關愛老人的組織，以前你去做項目不花錢，現在忽然說要收錢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社會企業的盈利點可以通過更多的渠道去尋找。像我們之前一個倡導親子共讀的公益組織，現在開了一家餐廳，在這家餐廳你不用擔心像外面的餐廳那樣帶著很小的孩子會被鄰桌嫌棄什么的，大人和孩子都能吃得飽飽的好好的，同時又有共讀的時間和活動。共讀本身仍然不花錢，但吃飯總是要花錢的。這樣做下來，我們這個餐廳的生意還蠻好的！”

而在大陸有著多年社會實踐經驗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項目官員周玉亮則認為，正在飛速發展的技術革新是大陸社會企業的獨特優勢。“現在很多社會企業通過技術手段提高自己的項目進展，比如我知道大陸有一家社會企業，它主要的目標是促進垃圾分類，有個口號是‘垃圾就是鈔票’，利用技術手段，普通市民正確分類垃圾實時就能在手機上返錢，想法非常好，做得也很出色。這一點是大陸的特色，也可能是未來我們能跟臺灣分享的經驗。而無論如何，社會企業的發展都是兩岸交流的一片‘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