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回家的路

出獄第二天，楊德武就回到了老家姚義村。

村子全變了，一條寬闊的水泥路代替了原來泥濘的小路，原來村里零星的住戶都集中在路邊，蓋了樣式新穎的樓房。

楊德武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他只記得家大致的位置，在村里的西南角，十六年前，能遠遠看到母親升起的炊煙。但現在，那個方向，沒有路，只剩下稻田，以及稻田里有些刺眼的水光。

他跟著大哥楊德文沿著田埂走去，最后停在一片被水田包圍的壩地上。

“這就是你的家。”

房子倒了，磚瓦堆在一起，上面爬滿了藤蔓，看起來，像一座墳。

楊德武哇哇大哭，“回想起來就像昨天”，但他感覺中的昨天和今天，中間夾了十六年。

楊德武出事后，妻子回來和他離了婚，之后再也沒有了音信。家里，只剩下母親和女兒。

有很長一陣子，村里人很少看到楊德武家的炊煙了，楊德武的母親也很少出門，出門的時候，總是低著頭。

女兒楊麗春，在村小讀書，“不說話，整天學習，成績很好。看著很可憐。”村小的老教師張友木說。

母親章毛子回憶，“當時的年月，能省就省，省下一個雞蛋的錢，就能給監獄里的孩子買一張郵票。”

三年后，楊德文把母親和楊麗春接到了自己城里的家。

楊德文這時日子過得也是一日不如一日。“為了跑弟弟的事兒，錢花光了，承包的飯店因為沒精力管理，也黃了。”

楊麗春曾一心想考上大學，走出農村，她的成績一直排在班級前面，但讀到高一，也輟學了，因為“大伯一個人要照顧自己的家，還要照顧我們這個家，太不容易了。”

楊麗春去了浙江打工，“一個月三千多塊錢，一半寄給父親，另一半留著，攢著當父親的律師費。”

章毛子心里著急，但幫不上忙，“自己已經不相信兒子能洗冤了，只能祈禱，自己多活幾年，挺到楊德武出來的那一天。”

“望早日抓到真兇，追責辦案人員”

2016年11月11日，楊德武無罪釋放。

那天，楊德文花了一千多塊錢，給弟弟買了一件新衣服，專門開上了自己的寶馬車。

楊德文的酒店黃了后，他跟著別人承包工程，“那時候，壓力大，干勁也大，想到自己要養兩個家，就往死里干。”

有了積累，楊德文搞了一個苗木基地，“正好趕上前幾年到處搞基建，大家也重視環境了，這行業很火爆。”

楊德文現在的苗木基地有四百畝，他成了南陵小有名氣的企業家。

他想讓弟弟知道，自己混得不錯，有了自己的企業，有能力讓弟弟從新開始。

楊德武走出來的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像個英雄，沒有媒體報道，沒有名人幫助，自己靠著自己，為自己伸冤了。

但是，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很快覺得，“自己像個狗熊”，笨拙、遲鈍，不知所措。

他問哥哥，為啥每次給你打電話你都馬上能接到？

他不知道現在人人都有手機，他還以為，人們靠著擺在桌子上的電話溝通。

哥哥送給他一臺智能手機，他擺弄了三個月了，現在依然只會接電話。

他問八十歲的母親，為啥商店里的東西可以隨便拿？

他進監獄的時候，南陵還沒有大超市，他不知道超市在門口結賬。現在，他去超市，還要母親帶著。

楊麗春說，“我都覺得他沒有我奶奶清醒了，出門我都害怕他在街上會走丟。”為了讓他熟悉現在的縣城，楊麗春會帶他去街上走走，教他認認路。

楊德武才51歲，但楊麗春卻覺得他已經老了。十六年前那個“做事利索，身材粗壯”的小伙兒現在身材臃腫、動作遲緩，黝黑的面孔始終緊繃著，額頭上的皺紋揪起了疙瘩。

楊德文想讓弟弟學一技之長，讓他去學駕照，可以在自己的苗木基地送個貨。

考科目一的時候，楊德武一到考場，就被“嚇”跑了，“媽呀，電腦上考的，誰會啊！”楊德文嘆氣，“老二腦子不行了。”

現在，他留下了監獄時的習慣，有一次到民政局辦事，一進門，看到工作人員就喊報告，這個動作讓他覺得恥辱，“我怎么還把自己當作罪犯呢？”

出獄的時候，哥哥給他買的那套西裝，袖子不小心被劃了，半條袖子幾乎斷掉，楊德武自己縫合了一下，把袖子接了起來，袖子上的縫合口，針線突出，像爬了一條蜈蚣。

出獄五個月，楊德武學習工作，學習生活，學習如何與人相處，但越學越失望，“以前的那個自己真的沒了。”他覺得自己像個行尸走肉，世界這么好，自己這么差，不知道自己是活著還是死著。

他曾經工作的窯廠的老板張年寶說，當年在窯廠，楊德武技術最好，拿的工資最高。

現在，楊德武正在申請國家賠償，人工費、精神損失費、律師訴訟費、名譽損失費等14項費用，他索賠金額為890萬元。

“但安徽高院只承諾兌現200多萬元，我對這個很不滿意。”楊德武說，這是后半生的唯一依靠。他還希望能早日抓到真兇，對相關辦案人員進行追責。

楊德武想知道和他有同樣經歷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從老家回城的公交車上，楊德武突然問，“趙作海怎么樣了，陳滿呢？”

當他聽到趙作海和陳滿被騙后，說了一句，“活下來了，就該穩穩當當地生活。”楊德武一路沉默。

新京報記者 安鐘汝 實習生 王雅君 安徽蕪湖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