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孩子從未享受過任何渠道的補助。1982年中國首次確診孤獨癥患者病例，然而直到24年后，在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中，孤獨癥才首次被納入精神殘疾范疇。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在2011年公布了《殘疾兒童康復救助“七彩夢行動計劃”實施方案》。財政為3～6歲的貧困孤獨癥兒童每年提供1.2萬元康復訓練補貼，在殘聯定點的康復機構可以減免費用，但前提是擁有殘疾證。張嵐不想讓孩子這么小就被打上“殘疾”的標簽。此外，她和丈夫沒有北京戶口，也沒有權利在北京的機構申請。

北京師范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長肖非建議將康復補貼與孩子掛鉤，而不是與機構掛鉤，這樣可以增加家長的自主權，也有利于提升康復機構的服務水平。“但最重要的是，殘聯系統要加強對康復機構質量的監管與評估。”

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小邱也沒有享受過這些政策和專業的康復訓練。在他確診的年代，北京只有接收所有特殊兒童的培智學校，包括聽障、視障、智障等。但林桂萍不想把孩子送到那去。那個時候沒有人提到“融合教育”，她只是覺得，自己的孩子想要好起來，必須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生活”。

她跑到一家家小學去敲校長的門，把小邱畫的畫、寫的字、算術作業本一樣樣擺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就差跪下了”。可有的學校只回了一句：“不能拿我們的孩子當試驗品啊！”只有一家打工子弟小學收下了他。

在中國，“融合教育”多以“隨班就讀”的形式出現，“融合教育”概念正式在國家政策層面被提及，是在2015年。國務院《“十三五”加快殘疾人小康進程規劃綱要》指出，要大力推行融合教育，建立隨班就讀支持保障體系，在殘疾學生較多的學校建立特殊教育資源教室，提高普通學校接收殘疾學生的能力，不斷擴大融合教育規模。

“融合教育是一種教育理想，提倡零拒絕，呼吁打破教育中存在的等級觀念，使普通學校成為所有兒童都能學習的地方。”肖非說。

而接受義務教育整整9年里，小邱只有一個同桌：自己的媽媽。

林桂萍每天5點起床做飯，然后騎車帶著小邱一起上學，放學后還要為他輔導功課。為了兒子，她在40多歲的時候開始背英語單詞，每年都買老師使用的教學參考書。她努力跟兒子所有的任課老師保持良好的關系，給班上的同學帶零食、文具，課后還幫班上打掃衛生。

為了維護兒子的尊嚴，這個母親放棄了自己的部分尊嚴和所有的個人生活。

她依然沒能做到徹底的保護。為了鍛煉小邱的獨立能力，他上職業學院后，林桂萍開始不再陪他上課。有天放學回家，小邱脫校服時，抖落出一堆粉筆頭，太陽穴的頭發也被揪掉好多。晚上睡覺前，他蜷縮在床上用高八度的機械聲音說：“他們為什么這么對我？”

母親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