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離開，低調告別世界

告別世界的方式，通常體現著一個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學家夏衍彌留之際，有天晚上病情惡化，身邊人員對他說：“我去叫大夫。”聽聞此語，夏衍突然睜開眼睛，艱難地說：“不是叫，是請。”隨后昏迷過去，再未醒來。

更多的時候，許多名人在離別之際，主動要求以一種樸素的方式告別。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長長的《多余的話》，詳細剖析自己的思想歷程，和對這美麗世界的感情。讓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風輕地來了一句“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不久之后，臨刑之際，他又留下簡單的四個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亞子先生留下的遺囑中這么寫道：“我死后裸體火葬，一切迷信浪費，絕對禁止；于公墓買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 ‘詩人柳亞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論。”最后一句，足見決心。

“我死之后，請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學家金岳霖，在留給“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的遺書中，輕描淡寫地說“我可能很快結束”；又接著寫道：“我要借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

至于一向以生活樸素著稱的錢鐘書先生，則在去世前明確立下遺囑：“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形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并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楊絳先生，也在生前親筆寫道：“我去世后，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聲泰斗馬三立先生，則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達。他說，“我是一個相聲演員，也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我按照黨的要求，用相聲，用笑聲，為人民服務。”并反復強調，“我畢生只想把笑留給人民，而不能給大家添麻煩，給國家浪費錢財。我衷心祝愿相聲繁榮，人民幸福，國家富強。”

在自己的喪事上，馬三立先生的訴求則極為簡單：“我有一個最后的請求，就是在我過世后，請將我喪事從簡辦理，我不愿讓各級組織再為我費心費神；同時我的朋友、學生和再傳弟子也比較多，所以不搞遺體告別，不接受花籃、花圈、挽聯，不接受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