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重視廉政建設。陜甘寧邊區自1937年9月成立至1950年1月19日光榮完成歷史使命，廉政建設就自始至終貫穿于邊區工作的各個方面。陜甘寧邊區不僅是抗日的模范地區、實行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區，也是廉政建設的模范地區。陜甘寧邊區政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之下，堅持了正確的政治方向，發揚了艱苦的工作作風，厲行了廉潔政治，在人民政權建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清廉執政

抗戰全面爆發后，面對連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中國共產黨嚴于律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鏟除貪污，嚴懲腐敗，以儉樸、勤勞、清廉的形象“創家立業”，發展壯大。

毛澤東要求在陜甘寧邊區政府中工作的黨員成為“應該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對于1941年5月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他親自修改，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共產黨員有犯罪者從重治罪”。1942年，在邊區高干會上傳出消息，一位身經百戰的紅軍英雄肖玉壁在任稅務所主任期間，貪污公款3050元，被判處死刑。肖自持身上有90多處的戰傷功勞，寫信向毛澤東求救。當時干部隊伍中出現了貪污腐化的苗頭，犯罪率達到了5%，這股風不剎無以正民眾視聽。毛澤東告訴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p>

1942年1月5日《解放日報》專門發表了《從肖玉壁之死說起》的社論，社論說：“我們要嚴重的注意！注意每一個反貪污的斗爭，抓緊揭發每一個貪污事件，我們要做到在‘廉潔治政’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陜甘寧邊區還根據議會民主制度的原則，制訂了《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和《選舉條例》，接著就開始了民主普選運動。一切贊成抗日的人們不分階級、黨派、性別、民族和信仰，不受財產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當時基層群眾多不識字，就用碗中投豆、燒洞、畫圈等辦法進行當眾投票，無所顧慮。

如此公開透明的選舉，使用權力和金錢進行“買官賣官”的賄選無可乘之機。朱德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标兏蕦庍厖^老百姓中流傳著這樣的民謠：“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選舉不分各階層，男女窮苦齊平等，自己來管自己事，不許任何人來欺壓我們。”

以法肅貪

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把反貪污、反浪費當做一件大事來抓。

1938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頒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就明確提出了“改造舊政權，建立廉潔政府”的目標。8月15日，邊區政府制定發布的《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中規定了以貪污論罪的十種行為。

1939年，邊區政府制定的《懲治貪污條例》中更加明確了量刑定罪的標準：1.貪污數目1000元以上者處死刑；2.貪污數目500元以上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貪污數目300元以上者，處3年至5年有期徒刑；4.貪污數目在100元以下者，處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并號召人民控告揭發。4月4日《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中規定：“發揚艱苦作風，厲行廉潔政治，肅清貪污腐化，鏟除鴉片賭博?！?/p>

1941年5月1日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中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p>

1943年5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中又規定：政務人員“公正廉潔，奉公守法?！?/p>

抗戰時期，邊區還頒發了《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任免暫行條例》和《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管理暫行通則》。其中明確規定：“有破壞政府法令、危害群眾利益以及貪污、腐化、營私、舞弊等行為者，不得任用為政府干部?！?/p>

對于貪污違法的懲處，陜甘寧邊區政府歷來抓得非常緊，又非常認真。對政務人員中的貪污分子不但嚴厲懲處，而且加重處分，或者從重治罪，黨齡、地位、功勞、職務都不能成為他們赦罪、逃避懲罰的借口，僅在1937-1938年間，邊區政府司法部門嚴格判處了180起貪污腐化案件。

1937年8月，鹽池縣縣長曹某某，貪污破獲賭博案的罰款兩起，共159元，在1938年2月被發現，邊區政府當即予以撤職。

1938年4月，安塞縣第四、第六兩區區長貪污被沒收的煙土也被撤職嚴辦。

據《陜甘寧邊區政府指令》中記載：甘泉縣某縣長因挪用公款邊幣220元，邊區政府發覺以后，發出指令“嚴令交還，以公款而正吏治”；原陜甘寧邊區稅務局總務科長馮某某瀆職貪污，并私藏煙土，邊區政府立即發出指令“稅務總局馮某某瀆職、貪污、私藏煙土，陷害同志等不一而足，可謂罪大惡極，如政府機關藏此敗類，貽害匪淺，稅局將該犯送交法院甚為妥當。今后著令該局繼續供給材料，以期懲一儆百，并應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潔奉公之美德?！?/p>

中國的光明和希望

正因為邊區的清廉之政、勤儉之風使得陜甘寧邊區成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中國的光明和希望所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成為進步青年報效祖國、拯救民族危亡、尋求革命真理的光明之地。

1940年5月31日至6月7日，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來到延安。他親眼所見朱總司令與軍校學生在籃球場上火熱地打成一片；看到毛澤東所住的窯洞“那樣簡樸是我意想不到的”；親耳所聞“縣長概是民選，官吏如貪污50元者革職，500元者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掩優容”。

回到新加坡后，他寫了《南僑回憶錄》，在萬人歡迎大會上，陳嘉庚激動地匯報了他的延安之行：“長衣馬褂，唇紅蔻丹，旗袍高跟鞋，則絕跡不見。風俗質樸，生活簡單，宴樂應酬更談不到。”陳嘉庚曾說：“余到重慶所見，各處辦事員多者百余人，少則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酒樓菜館林立，一席百余元”，“迨至延安……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忠公耐苦”，“雖毛主席夫人、朱總司令夫人，亦須有職務工作，方可領5元零用”。邊區為政的清廉與國民黨統治區貪污腐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陳嘉庚由此“斷定國民黨政權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美國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1944年隨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對邊區政府的清廉感觸頗深，認為在這里“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從而堅信“反動派不能統治中國，新中國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誕生?！庇《仍A醫生柯棣華說：“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的歲月里生活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終于從共產黨人身上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p>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來訪問延安的第一個美國官方代表團———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派駐延安的視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及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察訪問后確信“共產黨得到當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他們生存下來，并且壯大了”，“中國共產黨人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而是他們自己的。”

國統區的進步人士和友軍官兵認為：“邊區值得全國各地仿效”；“到了邊區，看到他們官兵吃穿一樣，沒有官老爺，不擺官架子，才知道過去被自己長官在政治上欺騙和蒙蔽了”；“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邊區的官沒有薪俸，不腐化，不墮落”……這些都是對陜甘寧邊區清廉政風的由衷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