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赴加拿大參加文學交流活動。在跟當地一位文學評論家交流中,白燁談了自己對一些當代加拿大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法。那位加拿大評論家聽后,也想對中國當代文學發表些看法做回應。可他左想右想,連一位中國當代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來。后來吃午飯時,他高興地告訴白燁:“終于想到一位當代中國作家的名字了。”“是誰?”白燁問。“李白。”對方回答。

“上述經歷看似是一個笑話,卻折射出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外傳播不容樂觀的現狀。”白燁說。3月29日,由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精品海外譯介與傳播論壇”在京舉辦,與會的作家、評論家及出版界人士,圍繞“中國當代文學如何走出去”的話題,展開了一場思想的碰撞。

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徐寶鋒提供的一組數據,更直接反映出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現實處境:目前,中國作家協會有注冊會員作家七千多人,全國網絡作家超過十萬人,但有作品被譯介到國外的作家僅有200多人,而作品在國外真正有影響力的當代中國作家可以說寥寥無幾。

加強譯介,架起“走出去”橋梁

難道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不夠好嗎?“當然不是。”作家王晉康說,“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曹文軒獲得了國際安徒生獎,劉慈欣的《三體》也獲得了雨果獎,這充分說明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質量。他們幾位絕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孤峰,劉震云、賈平凹、麥家等當代作家的作品都堪稱上乘,完全具備走出去的實力。”

在白燁看來,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影響力不足,問題很大程度出在譯介上。長期以來,中國作家的對外譯介處于分散化、個體化單打獨斗的狀態。“哪個作家跟海外翻譯家、出版機構比較熟,其作品被譯介到海外的機會就大一些。”

“很多作家尤其是一些一線作家對‘走出去’并不是很熱心,覺得自己的書在國內賣得挺好的,干嗎還要費力‘走出去’,尤其是在對‘走出去’的結果不可預知的情況下。”五洲傳播出版社副社長荊孝敏說。

“一個作家的作品寫得再好,也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創作,另一半需要翻譯家、評論家來完成。如果說文學是中外人文交流的橋梁,那翻譯就是橋梁的橋梁。”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胡學文認為,當下最要緊的是加強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工作。

白燁說,要改變以前“有什么就往外推什么”的狀態,要加強選題策劃和對作品的遴選,然后集中力量向海外譯介。比如,中國文化譯研網自2016年6月開始,就組織專家從651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遴選出具有海外傳播價值的31部長篇、61部中篇、100部短篇小說,并組織了20位資深文學評論家編寫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指南》,同時邀請了葉嘉瑩等20位海內外文學翻譯家對作品進行了英文翻譯。

此外,作家在創作階段也要“有意識地”去了解海外受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需求。在跟海外出版機構的交流中,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魯敏發現,德國、意大利等國的出版機構多希望出版反映中國當下現實生活的作品,韓國的一些出版機構則希望出版反映中國當代青少年生活的作品。“我們作家的寫作當然不是為了迎合海外讀者的特殊口味,但要想讓自己的作品在海外獲得更大影響,海外讀者的需求卻不得不考慮。”魯敏說。

主動營銷,打通“走出去”“最后一公里”

“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不僅涉及翻譯問題,文學作品最終是以產品的形式通過市場的渠道呈現的,所以還涉及營銷推廣的問題。”荊孝敏說。

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副總經理林麗穎的經驗是,數字圖書在海外銷售時,一定要對元數據進行分類,同時要加強對作品關鍵詞的設置,那樣才能在網絡上增加被海外讀者搜索到的概率。“我們之前對這項工作基本是忽視的,結果很多作品翻譯完推介到了海外的網站上,因為沒有設置好相關關鍵詞,海外讀者雖然希望看到相關內容的圖書,但總是搜索不到。”林麗穎說。

版權和內容落地后,渠道就顯得至關重要,決定著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走出去”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加強同海外渠道商的合作就顯得尤為必要。此前,中國文學譯研網就與美國亞馬遜聯合啟動了“CCTSS-亞馬遜”中國當代文學精品翻譯合作項目,亞馬遜將遴選出最適合海外讀者閱讀習慣的作品,納入亞馬遜年度海外出版計劃。

亞馬遜中國書店項目負責人王艾介紹,為了滿足海外讀者對中國圖書的需求,亞馬遜基于大數據技術,為每一個海外讀者提供個性化的搜索頁面,該頁面會基于讀者的搜索數據、閱讀經驗等把讀者感興趣的中國圖書進行集中呈現,這樣讀者就能夠從600萬種圖書數據庫中,精確快速地尋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中國圖書。

“好酒也怕巷子深。”荊孝敏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還要加強在海外的宣傳,比如關于這些作品的書評一定要通過海外權威專業媒體傳播出去,這樣才能取得海外讀者的信任。另外,還要經常組織中國作家到海外開展交流活動,讓中國作家與海外的翻譯家、評論家、讀者面對面進行互動交流,“事實證明,這樣的面對面交流,為中國作家與海外翻譯家、評論家搭建了很好的溝通平臺,對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