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樸濟英的很多朋友拋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韓國，但他還是留了下來。

不過，當韓國企業、中國企業、韓國人、中國人，從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時，樸濟英選擇離開。2012年，他遷出望京，搬到燕郊。那里房價便宜，且兩個孩子已經長大，不用擔心上學問題。

他眼睜睜地看著望京房價一路飆升，“比首爾的房價都高了”。沒能在中國買套房，成了他的遺憾。

在望京，人均租房的價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斷上漲，也促使著越來越多的韓國年輕人分散到北京的各個角落。

成英善已經習慣了中國飛馳的速度。“第二天醒來，又不一樣了，沒有什么特別奇怪的感覺”。讓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為了迎接奧運會，一半的北京出租車換成現代汽車。“之前都是紅色的出租車，價格都不同，后來統一汽車排量標準2.0L。”

如今，連去韓國留學兩年回來的中國學生，都覺得中國發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級聚餐交份子錢時，只有從韓國回來的小王掏出了錢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機，用微信、支付寶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讓成英善感到壓力。他偶爾去看電影，卻抱怨“電影太貴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價格太貴了。”不過他還是保持了韓國人愛喝酒的豪爽傳統，周末時會和朋友去韓餐店喝兩杯燒酒。

“中國一直走的是一條快車道。”權素姬對中國飛速的發展也感觸良多。

這樣一個飛速沖刺的中國，卻并不能處處都令具滋元感到滿意。為了看兵馬俑、華清池，他去過12次西安。但十幾年后再次來到這里，曾經“周圍全是農村”的旅游景區早已修葺一新。“這里是西安、上海還是北京，我已經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這個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理解，更理解

樸濟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發現，在他新生活的周圍，只有兩家大超市，一家樂天瑪特、一家沃爾瑪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來時發現，樂天瑪特關閉了，沃爾瑪人滿為患。

據稱，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國經營的樂天瑪特門店暫停營業，還有約20家門店自愿決定關店，這些占了樂天瑪特在華門店總數的近90%。

在一段網絡視頻中，一群年齡不超過12歲的學生發誓要抵制韓國貨。

同樣是教師身份的樸濟英感到這種做法不妥，小學生沒有判斷能力，“如果這個小學生活到90歲，他80年都有這樣的記憶。但是中韓關系肯定會解決。”

自己在上課時，無論底下是韓國學生還是中國學生，他一直強調要有一個“過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過，出現了趕緊解決”。

去了中國一所知名的外語院校擔任韓語教師，具滋元在上課的時候，同樣會把不同的觀點呈現給學生。

這位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插播少女時代MV、韓國綜藝節目，也會跟著學生一起觀看調侃韓國大叔、揭露社會丑聞的韓國新聞紀錄片。他會說韓國社會競爭壓力大，一些年輕人為了就職不惜整容，也會說在中國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實講，不要讓大家存在什么幻想。”他說。

不僅讓中國學生了解韓國，每周四，他都要搭公交，從海淀去望京，給韓國同胞講述中國歷史。

“雙方都要認識一個真實的世界，不管是韓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應該這樣。學習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說。

回到韓國，具滋元都有些不適應了。網上購物都要交給妹妹完成，因為自己懶得申請賬號。吃飯更習慣拿筷子扒飯，而在韓國的飲食習俗中，喝湯和吃飯都應該用勺子。

更有甚者，當他端起飯碗時，母親就會一臉驚訝地看著他，說“你怎么這么沒禮儀？”因為在韓國，“端碗吃飯像乞丐”。

聊聊吧，再聊聊

盡管兩個孩子回到韓國上大學，樸濟英自己暫時還沒想過回韓國。“我已經離不開中國。”他坦言。

對于樸濟英來說，首爾到北京坐飛機只需要1個小時40分鐘，比上海都要近。“實際上，我在生活上也離不開”。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國人。

“我的人脈、對社會的看法都是在中國形成。”樸濟英說。

有韓國留學生說，每次回到首爾時，他的朋友說要帶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發現“好吃的菜”并不是指傳統韓餐，而是中餐、西餐，這些他在北京都能嘗到。“不是有個說法嗎，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對成英善來說，他從沒打算回過韓國。他更擔心的是，回國之后，同樣不能接受國內的看法。“一直在韓國成長的人，想法特別窄，接觸的范圍也特別窄，遇到外國人，‘唉，什么呀’，如果看到新聞里和中國相關的消息，就說‘當然’！和他們在一起的話特別有壓力。”

樸濟英認為，國外留學的經驗非常重要。“如果我沒有留學過，也可能跟國內的韓國人一樣，看法狹窄。”

深陷中國朋友圈的樸濟英，身邊很少有人和他說“薩德”兩個字，他也不會主動談及。

“兄弟之間、鄰居之間吵架不高興都會有的，但是過了某一個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兩家之間，關系已過了，起訴了、打官司了，就麻煩了，不好處理了，感情就是這樣的。因此這個感情破壞了，肯定就后遺癥大了。”樸濟英說。

在中國待久了，樸濟英理解了中國話的“深意”。這幾日，他約一個中國朋友吃頓飯，對方回復“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國人的習慣、做法”，推測對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氣氛不好，不愿和韓國人來往太多。

一位在韓國留學兩年的中國留學生，看見在他回國乘坐的飛機上，幾乎沒有游客的身影，在以往這個季節，都是人滿為患。

他本來已經入職某國內旅游公司，但因為韓國團體游產品下架，最終面臨失業的困境。

成英善有個朋友，跟中國一家電視臺合作了一個中韓合資項目，策劃了一年，最終流產。

王曉玲說：“韓國人跟中國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溝通都是比較近的，很容易成為朋友，并不是說今天就完全變了。”但是，“民間感情，傷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說，“老百姓之間還是得多交流。先坐下來聊聊天，聽聽對方說了什么。”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點，韓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滿等號的中國食客；四川火鍋店門口，推著嬰兒車的韓國媽媽，起身和中國朋友道別；大廈外，三四個中年男子一邊抽著煙，用夾雜著英文和韓語的中文聊著天。這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鐵站附近一處“望京韓國城”的建筑外，不知何時起，招牌中間的“韓”字，不見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權素姬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