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精神》一書中指出：中國文化看重如何“做人”，西方文化看重如何“成物”。中國已有五千年的歷史，其間滄海桑田，多少古國湮滅，多少朝代更替，然華夏文明卻一脈相承，源遠流長。無論是否識字，“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勇恭廉”這些思想，都能代代相傳，并最終成就了華夏文明之“根”。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行為方式也日趨多樣化，加之西方各種價值觀念急劇涌入，這更凸顯了社會之“變”，而現代化進程與鄉土中國的碰撞、融合則自然造就了“化”。然而，延續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究竟“變化”了多少還要從中國人“做人”看起。

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生于農村的青年人背井離鄉，涌進城市，掙扎在車水馬龍的鋼鐵森林里，終了卻發現沒有一寸天地真正屬于自己。他們悵然若失，幾近陷入一種“進不了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的彷徨境地。不可否認，能在城市扎下根的確是少數，但鄉村又如何“回不去”？“回不去”是內心的不甘？還是一種自我矯情？相比之下，鄉村比城市更見一個民族的文化個性，鄉俗人情更是鄉村人們世代傳統的情感凝聚，尤其是那些遠離“一線”“二、三線”現代化大都市的小城鄉里，傳統烙刻在人們身上的印記愈發深刻，在很大意義上，這些是很講人情味兒的地方。如今，一提起鄉村，難免有人會想起“上海女孩跟男友回農村過年，見第一頓飯想分手”的不堪，想起“鳳凰男”這頗具貶義的詞語……相比那百般艷麗、燈紅酒綠的城市，“土里土氣”的鄉村顯得無所適從。

學者劉夢溪在《傳統的誤讀》中曾指出，“文化秩序中既有累積的舊傳統，又有正在衍生的新傳統，這兩部分也是一種互相制衡的關系，通過互相制衡以保持文化發展的漸進性。”換言之，現代文明視野下的鄉村世界，發展固然滯后了一些，也顯得幾分寥落、幾分破敗，但不可否認的是，鄉土仍有太多親切、太多值得回憶的點點滴滴。從前逢年過節，窮親戚窮講究，禮數一樣不許少；正月里從初一到十五，習俗里天天都有大講究，大伙忙忙碌碌倒也覺得熱熱鬧鬧。正是這些鄉俗與人情，其間透出了咱們中國人世代相傳的為人處世的智慧、圓潤和溫情。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社會內容之豐富早已今非昔比，然鄉俗與傳統并非鐵疙瘩一塊，它們也在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和拓寬自身所蘊含的現代內容，比如自古有之、維系一方的鄉賢文化。我們不難想象，傳統意義上的“鄉賢”就如同作家陳忠實筆下的朱先生一樣是白鹿化身的大儒，而今日中國之鄉賢，則被賦予了更多現代文明的深度與氣韻。一方面，鄉賢依然是方圓百里德高望重之人，他們可以起到調節矛盾、教化民風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那些有能力又敢于擔當的鄉賢又會反哺歸鄉，造福一方；再加上信息時代的媒介傳播又為傳播鄉賢文化提供了百姓喜聞樂見而又多元的方式，使之形成更好更廣泛的影響，營造健康而溫情的鄉土氛圍。

和傳統的一些弊端相比，現代社會的那些病癥更讓人寒心。因此從傳統中找尋抵御物化、抗拒西化的力量成為越來越顯著的共識。那些源自坊間的鄉俗與民情，已然成為一種文化心理，成為凝聚、團結、召喚同一族人的信念、符號。因此，回家是每個人的方向，團圓是每個人的愿望，“每逢佳節倍思親”“月是故鄉明”，每年的春運規模宏大，蔚為壯觀，涌動的是國人血脈中的濃濃鄉愁。與其說人們逢年過節回家是為了團圓，不如說是在鄉土的溫情里撫慰那些“奮斗在城里、知命在故鄉”的年輕的心……以老祖宗留下的厚德載物與溫柔敦厚，來喚起隱匿在人們內心深處的淳樸、厚道、善良與美好。

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傳統，它固然有多種形式，但內核是人們背負過去來認識這個時代，有對從前的懷念，也有指向未來的路。很多時候，回歸傳統反而能夠更好地抵達未來。時下正火的河南莫溝村就是如此，它可謂是鄉土中國在當代的一個典范。這里曾經青壯年外出打工，留下老弱病殘，但在“一修復三實現”的整體規劃之下，如今已建設成一個能滿足人們鄉土情結的村莊，它是孕育身體的老家，也是精神休憩的歸宿。外出的人都歸來共建家鄉，并把它建設成理想中的故鄉，村莊也依托旅游富足了，這就是當代鄉土的古典魅力與現代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