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湖人民醫院產科的護士正在照顧新生兒。南方日報記者 朱洪波 攝

入職羅湖人民醫院還不到一年，葉欣（化名）就已經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強度和壓力。“我們科室日班的醫生早上從8時工作到11時半，中午休息一下，晚上要工作到23時半。”葉欣說。不同于其他科室，產科晚上也很忙，24小時“轉個不停”。產科醫生如此忙碌與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不無關系。2016年，羅湖人民醫院的分娩量較2015年增加了21%，“分娩高峰期，走廊里的加床一直排到電梯口。”羅湖人民醫院產科副主任周蕓說。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全面實施，各大醫院產科就診人數明顯增加，醫護人員“吃緊”現象不斷加劇。在深圳，產科資源正經受大考。

2016年，隨著二孩生育的疊加，深圳新出生人口超過21萬，預計2017年至2018年，深圳市分娩量將達到峰值，出生人數約24萬左右，深圳各大醫院正在增加醫療資源配備以應對生育高峰。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醫護人員“吃緊”、產床的一位難求、產科資源的“透支”等情況多集中在各級婦幼專科醫院和市區綜合性的大醫院。大部分的街道、民營等基層醫療機構，則有較多產科床位閑置。

市衛計委官方網站動態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18日，全市73家產科床位的醫院，加床201張，空床470張。其中，床位剩余比較多的有寶安區和南山區，分別空床164張和87張。而坪山、大鵬、龍崗、鹽田等區域也還有床位剩余，全市只有福田、羅湖和龍華3個區域產科床位加床較多。很明顯，從產科床位資源配置來看，并不是一床難求。

面對大醫院“透支”，小醫院“吃不飽”這一矛盾，有專家就表示，深圳應推動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合作，合理利用產科醫療資源，緩解產科醫療資源的供需矛盾。

1 記者調查

大醫院產科缺床位更缺醫生

馮佳慧（化名）的第二個寶寶就要出生了，預產期在下個月。雖然家住在離市中心較遠的龍崗區，但她依然選擇在市婦幼保健醫院生孩子，理由是“這里的醫療技術更有保證”。之所以有這樣的認知，是因為他們有了“前車之鑒”。馮佳慧的第一個孩子是在羅湖一家二級醫院生的，出生時孩子嘴唇發黑，醫生擔心心臟有問題要求轉院。轉到市婦幼之后，發現孩子只是缺氧而已，本來一個小問題，卻折騰了半天。于是，有了二胎后，馮佳慧就毅然選擇了市婦幼，每次產檢，她丈夫都要請一天假專門開車接送妻子。

早上9時30分左右，在市婦幼保健院現場掛號窗口，記者看到人并不是很多，問及原因，原來產科的號早就沒了。一名孕婦告訴記者，產檢必須凌晨兩三點來排隊，否則基本掛不到號，網上預約掛號最起碼提前4天。參與搶號的不乏“黃牛黨”，一位知情人告訴記者，“醫院門診診療費20元左右，但黃牛票普通號一個50元，專家號一個60元。”

在深圳市人民醫院，產科門診同樣排滿了人。趙女士早上8時多就來排隊開卡，直到中午12時手續都沒辦完。已經疲憊不堪的趙女士告訴記者，“醫生顯得很不耐煩的樣子，非讓我下午再去建卡。”而這位醫生也一臉無奈，“前面還有人在排隊，大家體諒體諒吧，我們也是連口水也沒喝呢。”

“全面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之后，孕產婦多喜歡往大醫院跑，導致大醫院的產科資源嚴重“透支”。據市衛計委在官方網站動態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18日，市婦幼保健院120個床位全部住滿，北京大學深圳醫院98個床位全部住滿，市人民醫院床位數91個，又加床23個。同時，中山八院、福田婦幼、羅湖婦幼、龍崗人民醫院等的產科床位也都滿負荷。

“現在是生育淡季人還不多，去年高峰期產科加床從40多張增加到100多張，很多是從小醫院和民營醫院轉診來的。”深圳市婦幼保健醫院產科主任王忠告訴記者，醫院緊缺的不只是床位還有產科醫生。“原來一個病區45張床，6個醫生管，如今90張病床，還是6個醫生管。”以前科室30多個助產士接生1.5萬，去年同樣的人手就接生2.1萬個寶寶，“人手不增加，工作量加大，這樣醫療風險也在增加。”王忠擔憂說。

隨著孕產婦數量的不斷增加，醫院只能靠加班加點來緩解壓力，“夜班醫生在第二天早上交班后還不能走，要加班到中午才能下班，沒有一個醫護人員能正常下班。”王忠說，他們正在急聘3名經驗豐富的產科醫生來應對二孩孕產婦的需求。

基層醫院產科床位大量剩余

產科真的一床難求嗎？

20日上午10時左右，懷孕37周的劉女士來到深圳博愛醫院做產檢，這是她第6次來這里產檢了。與很多孕婦一樣，在決定要去哪里產檢和生孩子的時候，劉女士也曾糾結過，“家旁邊就有一家三級醫院，家里人也都希望能去那里生，認為公立醫院更好一些。”但在那做了第一次產檢后，她的心里就有了陰影，“人實在太多了，產檢要花一天的時候，非常影響孕婦的心情。”

有了幾次不好的經歷后，劉女士就到博愛醫院考察，發現產檢的孕婦比較少，產房也比較干凈，最終選擇在這里生孩子。“我就在附近的筍崗工藝城工作，過來很近，這里產檢的人也少，產檢完還能趕回去上班。”劉女士笑著說。

在博愛醫院產科門診的門口，記者看到只有四五位孕婦正在產檢候診，她們與劉女士一樣都不愿去大醫院排隊，“每次挺著大肚子去產檢都拖家帶口，大醫院里人多非常不方便，還是在人少的民營醫院更舒服一點，而且現在民營醫院產檢也同樣可以刷醫保。”鄧女士說，在她產檢的時候，醫院的護士還會幫忙照顧跟著她一起來的大兒子。

博愛醫院孕產管家李超告訴記者，雖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醫院產科床位入住率有提升，但是仍然有空床。該院產科有3人一間的普通產房和1人一間的VIP產房，目前VIP產房的入住率比較高，而普通產房還沒有住滿。為了保障孕婦產檢和生產有一個好的條件，醫院還開通了綠色通道，產婦臨近生產時，婦產科床位能夠根據產婦的應急需要，快捷、靈活地進行安排，保障每一位孕婦在生產的時候都有床住，不用住走廊。

記者走訪幾家民營醫院發現，其產房布置溫馨舒適，有的還為家屬提供休息的場所，但是孕產婦比較少——深圳仁愛醫院、寶生婦兒科醫院、同仁婦產醫院等民營醫院的產科都存在“吃不飽”的情況。

不僅民營醫院如此，一些基層公立醫院的產床也同樣住不滿。在深圳武警醫院，記者看到這里的住院部有單間，有獨立衛生間、熱水器、空調、電視等，產科也實行多學科合作，有營養科、內分泌科等幫助規范孕產期管理，但來做檢查的孕婦并不多，產床也有四分之一的剩余。同樣，梅林醫院、西麗醫院、蛇口人民醫院、寶安中心醫院等大多數區級和街道醫院的產科均有床位剩余。

梅林醫院一樓樓梯口，隨時更新的提示牌上寫著，“產科床位總數32張，已住27張，剩余5張”。二樓的產科門診，只有3名孕婦在排隊看診。一位孕婦告訴記者，“在這里做產檢和大醫院的常規檢查項目是一樣，每次產檢都直接前來掛號，無需提前上網預定，如果來得早連隊都不用排。”

市衛計委官方網站動態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18日，全市73家有產科床位的醫療保健機構，一共加床201張，而空床有470張。其中，床位剩余比較多的有寶安區和南山區，分別空床164張和87張。而坪山、大鵬、龍崗、鹽田等區域也還有床位剩余，全市只有福田、羅湖和龍華3個區域產科床位加床比空床多。很明顯，從產科床位資源配置來看，并不是一床難求，區級、街道和民營醫院均有大量產科床位被閑置，產科資源沒有被利用起來。

2 專家建議

無不良孕史及并發癥沒必要擠大醫院

如今，在深圳各大醫院和婦幼專科醫院生孩子，孕婦們不管去哪做檢查都要排長隊；即便是生孩子也有可能先加床到走廊，等前面的產婦出院，再轉移到病房里，非常折騰。

難道生孩子就一定得去大醫院才安全嗎？在采訪中，多位專家均表示，生孩子是一種正常的生理過程，而不是生病。不過，由于孕婦身體的不同，產科分為生理產科和病理產科，凡是正常妊娠對母親和胎兒沒有很大危害的妊娠和分娩過程就是生理產科，反之就是病理產科。病理產科的孕婦不僅承受了原有妊娠期所有的生理變化，而且還要承受妊娠合并其他并發癥的病理變化對孕婦和胎兒的影響，嚴重時候會危及生命，比如孕婦出現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羊水栓塞等，這類孕產婦在分娩過程中風險比較高，多為高危孕產婦。

王忠介紹，在該院收治的產婦中，60%左右生病理產科，40%的生理產科，這些生理產科的孕婦事實上可以去一級、二級醫院生產的。“如果不是高危孕婦，沒有不良孕史，沒有高血壓、糖尿病等基礎疾病，最好不要舍近求遠擠大醫院。”王忠建議，這類準媽媽可以選擇一些就近的一級醫院、二級醫院或民營醫院建檔、產檢及分娩。而且這些醫院都有大的公立醫院作指導，一旦發現產婦有高危因素，會安排上級醫院的專家援助，孕產婦出現緊急情況也會迅速轉診到上級醫院。

3 解決對策

健全分級收治及會診轉診制度

2014年6月，為了控制和降低孕產婦死亡率，保障母嬰健康，深圳就建立了孕產婦分級收治制度和急危重癥孕產婦會診轉診制度，建立急危重癥孕產婦急救綠色通道。并在市人民醫院、市第二人民醫院、北京大學深圳醫院、市婦幼保健院建立深圳危重孕產婦救治中心，接收一、二級婦幼保健功能單位或其他醫療機構中高危孕產婦和高危新生兒的轉診、會診及住院分娩，凡有急危重癥孕產婦急救應予優先安排，保持孕產婦會診、轉診搶救通道的暢通。

同時，深圳三級婦幼保健功能單位還與相對應的區建立孕產婦會診、轉診、指導、培訓等雙向協作關系，比如市人民醫院負責羅湖區、龍崗區、鹽田區、坪山新區、大鵬新區，市第二人民醫院負責寶安區、龍華新區，北京大學深圳醫院負責南山區、光明新區，市婦幼保健院負責福田區等。

深圳急危重癥孕產婦綠色救治通道是否暢通呢？記者采訪多家醫院，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醫院一旦有產婦需要急救，救護車半個小時之內就能到達市人民醫院。”鹽田區人民醫院副院長張松志說，而且危重孕產婦救治中心的快速反應小組除了有產科還有呼吸內科、心血管內科等科室參與，“前些年，一旦有突發狀況醫生亂作一團，現在有帶隊的專家指揮調度，工作有序多了。”

事實上，也沒有一家一二級醫院會接收超過自己收治能力的孕產婦，因為他們更不愿意承擔醫療風險，醫院都會把孕產婦的生育風險降到最低。李超就表示，博愛醫院都是按照一級婦幼保健單位的標準收入孕產婦，在產檢階段，對孕婦和胎兒的狀況進行評估。如果在產檢中，發現孕婦有血糖、高血壓有變化，就會提前告知孕婦，讓她轉診到上級醫院產檢。如果在分娩過程中，出現緊急情況，也會快速轉運到市婦幼醫院，把孕產婦的生育風險降到最低。

不過，在王忠看來，當前的會診制度依然存在漏洞，例如當專家沒有到達現場之時，電話溝通不能給出明確的幫扶。有時候主任醫師無法到達，只好由其他醫生去指導；專家水平參差不齊，依靠一個人做決策存在風險等。王忠建議還需要建立更完善、更及時高效的急危重癥孕產婦會診轉診制度，一旦有高危孕產婦應該有兩位專家第一時間到場，并駐點觀察指導。同時，基層醫院也要提高意識，一旦出現危急重癥孕婦，要第一時間通知上級專家會診和進行指導，降低孕產婦和圍產兒的死亡率。

公立與民營醫院就近合作盤活資源

一方面大醫院面臨巨大的生育壓力，而另一方面街道、民營等基層醫療機構的產科資源卻閑置。市衛計委呼吁孕產婦要合理有序選擇助產服務機構就診，不要集中前往床位緊張的醫療機構，特別是產檢中未發現高危因素的孕婦，應就近到離家較近的醫院分娩，但效果甚微。

大醫院優質資源有限，一、二級醫院醫療技術有限但條件好、住院環境好，怎樣才能讓深圳每位孕產婦生孩子的時候都有床位，又能住得安心？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的王忠將目光投向了民營醫院。最近，他到福田區的博愛醫院、仁愛醫院等民營醫院進行考察，看到這些民營醫院雖然入住率低，但硬件條件比公立醫院要好很多，而孕婦不愿去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室人才不足，“民營醫院產科沒有建立起人才梯隊，很多醫院聘請的是內地退休醫生，相對公立醫院，醫生的學歷也不高，醫療技術水平顯然會跟不上。”王忠說。

深圳市和美婦兒醫院黃醫生也告訴記者，在民營醫院，前來咨詢的孕產婦關注最多的是醫療水平和安全問題，這也是民營產科目前的一個短板。不過，在王忠看來，要盤活民營醫院被閑置的產科資源，補足這一短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合作，相互取長補短，公立醫院可以派醫生前去查房、指導和手術，并對醫護人員進行培訓，幫助民營醫院提高其學科水平。”王忠說。相應地，公立醫院可以將生理產科孕產婦轉移到附近的民營醫院去分娩，減輕公立醫院產床壓力，不要讓孕婦到快生的時候還在挺著肚子找床位。

事實上，公立醫院醫生的支援也正是民營醫院所需要的。在深圳市和美婦兒醫院，每周一，就有市婦幼保健醫院的專家以多點執業方式來坐診，如有特需，產婦也可以預約專家前來做手術，這讓不少孕產婦對民營醫院的醫療質量有了信心和安全感。

趙坤原是深圳一家三甲公立醫院的產科主任，4年前退休后來到深圳遠東婦兒醫院工作。她告訴記者，人才是民營醫院產科發展最大的一個難題，“相比公立醫院，民營醫院更難招聘到產科醫生，公立醫院離職或退休的醫生都不愿意到民營醫院來。”來到遠東婦兒醫院之后，趙坤不僅作為學科帶頭人，對醫生和護士進行全面培訓，還積極與市婦幼保健醫院合作，引進該院的全套診斷流程和管理流程，提高民營醫院產科醫療服務質量，規范診療服務。

王忠也表示，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合作一定要考慮距離，不能太遠，“太遠了孕產婦的轉診、會診不方便，醫生也不方便。”而市婦幼和博愛醫院相距1.5公里，是完全可以進行合作的。不過，王忠也認為，要實現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合作，在醫院管理等方面仍面臨諸多困難，需要政府等多方面給予支持，打破藩籬。

■關注

危重癥孕產婦數量逐年上升

3月9日晚上0時40分左右，一名懷孕超40周的43歲高齡產婦，因身體不適從梅林醫院轉至北大深圳醫院急診科。經檢查，產婦血壓極高，考慮為重度妊娠期高血壓表現，胎兒宮內窒息、嚴重缺氧，處于極危險狀態，必須立刻進行剖宮產。剖宮產取出孩子后，由于其身體狀況很差，新生兒科醫師立即開展搶救，但寶寶心跳微弱，并很快停止。

據了解，該產婦是典型的高危孕產婦，整個孕期僅在23周時做過一次產檢，且當時已發現妊娠期高血壓病，但并沒有進一步檢查和治療。而通過胎盤病理診斷也發現，產婦胎盤有血栓形成，發生梗死，因此胎兒宮內窒息有明確證據，而新生兒死亡原因很可能就是該產婦有妊娠高血壓病、胎盤病變及宮內感染等嚴重妊娠并發癥的結果。

“去年開始，深圳的高齡產婦明顯增多，危重癥搶救案例也增加。”多名深圳公立醫院的產科主任醫師這樣告訴記者。在市婦幼保健醫院，危重癥孕產婦比例每年都在以16%—17%的速度在增長。而在羅湖人民醫院婦產科，去年以來每個月也會有兩三例危重癥搶救病例。“這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羅湖區人民醫院產科主任周蕓這樣說。

國家衛計委統計結果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雖然深圳孕產婦死亡率為8.97/10萬，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2016年深圳產婦死亡18例，比2015年的12例多出五成。

記者多方采訪發現，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孕產婦死亡率上升、危重癥病例增加，這與高齡產婦以及頭胎剖腹產等高危人群增加有關。“全面二孩”政策最大受惠人群為70后，但目前年紀最小的70后也已36歲。“高齡生二孩，是有一定危險的，對于產婦自身健康是個挑戰。”王忠說，超過35歲就是高齡孕產婦，這部分人群因年齡增大，發生內科、外科合并癥的風險明顯增加，尤其分娩期間，發生嚴重內、外科疾病的風險也隨之增加，這些危險因素都可能增加孕產婦死亡的風險。（撰文：記者 穆玉潔 向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