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繼醫療、教育、住房后第四大社會關注的問題。近年來，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尾氣排放、化工排污、空氣污染、水質惡化，從大氣污染到水污染再到土壤污染，不夸張地說，國人的生存環境正在遭遇越來越嚴重的挑戰，更為嚴重的是，生活于其中的百姓也會有莫名的恐慌，最直接的擔心就是“癌恐慌”，一些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

癌癥村是一種在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群體疾病現象，由于環境污染，大多是飲用了上游企業排出的未經處理的污水，以及環境，土壤等受污染，導致人體內部機制嚴重受損，造成某一村莊村民癌癥高發。

2013年2月20日，環保部發布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中首度承認中國存在“癌癥村”，中國民間專家估計，若包括非官方數據資料，全中國大陸的癌癥村約達400多個，且有逐漸往中國中西部擴散的現象。

環境污染事件的頻發，激起了公眾對環保的不滿，也對改善生態環境提出了明確的訴求，環保工作者不敢懈怠，然而，企業的環境責任似乎逍遙于各種事件之外，尤其是一些不法企業違規排污造成周邊環境惡化，從而給當地居民造成了嚴重身體健康影響，至今沒有被充分重視。在癌癥村等環境污染現象頻發的當下，要把“企業如何承擔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這一課題鄭重地擺在企業面前，提出建議如下：

一、 加大違法排污處罰力度。在整個環境管理的過程中，國外一些發達國家有一套嚴格的監管體系，雖然這個體系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杜絕問題，但起碼不會像我國這樣頻繁發生事件，因為他們能做到防微杜漸，把環境風險在平時就識別出來并進行解決。因為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對環境污染處罰嚴厲，使企業知道違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而我國常常是違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很多企業寧可交罰款也不解決問題，有些大型企業甚至把排污的罰款做進自己預算。所以要大幅度加大違法排污處罰力度，做到防微杜漸。

二、 國家相關部門制訂權威有力的法律條文或規章制度，對違法排污造成類似癌癥村現象給當地居民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威脅的不法企業要嚴格承擔法律責任，不僅企業要對造成的癌癥患者付出應有賠償，企業責任人也要給予刑事處罰。

三、 充分發揮各地政府的執政職能，經濟的發展，生態的保護，公眾的健康，這三方利益要做好平衡，各地政府必須從體制、制度、法律、職權等方面給予必要的硬約束力，這正是在考驗我們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的強弱和執政水平的高低。能力的背后首先是觀念的認知改變，如果說農耕文明是“黃色文明”，工業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現在我們更應該追求生態文明的“綠色文明”。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