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看點就是韓國政商勾結的階層固化局面能否找到解決辦法。文在寅、黃教安、李在明……所有的候選人都不會放過這個話題。激動而疲憊的民眾希望獲得一個答案。但是，這個問題是找不到一個短期可以奏效的辦法的。1998年金融危機，金大中毅然改變了韓國政府作為財團債務擔保人的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李明博大赦經濟犯和他們共商大計，又給改回來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狀況？答案并不復雜。

從外因講，時代變了。在1998年全球自由主義風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企業治理制度的現代化是韓國大企業急需也是政府百姓急需的；在2008年至今保護主義陰云密布的情況下，國家必須用自己的力量保證這些財團能夠活下來，發展好，這種“勾結”其實是韓國民眾認同的。

從內因講，企業建立現代治理結構與官商勾結其實不矛盾。只要能獲得壟斷利潤，哪個企業愿意傻乎乎的自由競爭？大企業占優勢的基本現狀決定了這些企業在國內資源配置上的絕對優勢地位，政客們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財團的意志是無法抵擋的。那有什么能阻止政客們承認不敵的時候順道尋點租呢？ 

知識界思考問題的方式習慣于將尋求進步視為政治生活中天經地義之事。但實際上變化即便并未發生，世界仍然運轉如常。將韓國目前的局面視為亂糟糟和難以忍受的觀點，往往可能有價值觀優越感和知識領域的強迫癥作祟。

韓國地域主義作祟，但是金大中和盧武鉉卻分別在家鄉以外的道獲得了極高的支持率。地域競爭也成為韓國國內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各道之間的產業、政策和治理競爭推動著這個國家狀況的改善。韓國大財閥肆虐，但經歷了1998金融危機之后的韓國財閥在核心競爭力排名、跨國并購領域的長足進步有目共睹。大財閥不是那種具有道德示范性的60％，但也不是國家的不良資產。

此外，韓國沒有成熟的政黨和競選體系，總統一任制、黨員依附現象為人詬病。但是，也恰恰是這種不成熟的政治體制，使韓國的政治黑幕始終處于小打小鬧的境界，使韓國自民主化以來在國家經濟結構保守化的情況下政治沒有走回頭路，也沒有出誤國誤民的大奸巨蠹。韓國政治體系的脆弱使他們在面對民眾監督時始終采取討好抗議者而非聯合起來對抗民眾的策略，最終使韓國的監察體系成為足以真正左右總統去留的有效威懾力量。

事實上，許多年來韓國經濟的中高增速一直和政治體系周期混亂違和并存著。2006年至2008年，韓國經濟增長率在國際經合組織的排名從第10位升至第6位，2009年和2010年更躥升至第4位和第2位。進入2011年，受經濟危機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影響，韓國經濟增長率下降，但國際信用評級公司標準普爾仍預測韓國2017年經濟增長率有望達6.0％。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認，這仍然是一個富有活力的地方。

外界所看到的不合理，其實包含了一種現有政治經濟框架內已達成的均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韓國經濟界貪婪但有自我約束機制，政治圈貪婪但有自凈功能，民眾的報復正義浪費效率但真實有效。一般人可能不太習慣這艘船在暗礁群里急進急剎那種眩暈感，也不適應他們動不動就把船長掛旗桿上那種勁頭，但誰又知道韓國是不是就正好適合這種激烈的運作方式呢？畢竟，子非船，也非船員。

一個最接近實際的解釋可能是，世界就是因為我們無法改變很多缺陷，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