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烈士親人始終沒給他帶來太多物質上的饋贈。長久沒有固定工作，他的尋親費用全靠自己之前的積蓄和父兄的接濟。村民笑著說，連上央視他都沒舍得買套像樣的衣服，還穿著那破夾克。

但是該花錢的時候，他絕不省著。雖然“從來不去算花了多少錢”，他還是記得，當年在找朱杰民家人時，他拿著那部用了快10年的諾基亞，三四個月下來話費至少用了5000元；他一遍遍地跑縣城、跑省城，去圖書館查資料、拜訪曾經幫助過他的黨史研究專家，不能讓人家覺得“你牛了，就把我給忘了”，這也前前后后花了“千把塊錢”。

老同學回家團聚，說起各自的孩子都十幾歲了，他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已經快不惑之年了。

從央視回來后，他獲得了一個基金會捐贈的5萬元，一直在盤算著做些什么好。他想買下一棟曾經住著魯藝師生的樓，加以保護，也想過籌備建立一個太行山烈士DNA鑒定庫。

但在同村村民眼中，這個成天“閑著沒事干”，不務正業，38歲連媳婦也沒討一個的男人，成天“瞎琢磨”的事對村子里沒半點好處。

左權縣既是獲得全國雙擁模范縣“七連冠”的抗日名城，也是國家級貧困縣。在小賣部聚著聊天的人們說，山多地少，要謀生還得出去打工。即使趙亞飛讓這個村子出了名，但“太偏遠了”，發展不了紅色旅游，“還沒別的地方搞得好”。

村里曾經駐扎過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院子，也面臨部分被拆除改建幼兒園的命運。相比于懷念過去的光榮，人們更在意這座村里第一所現代化幼兒園能帶來的新氣象。這令趙亞飛感到痛心，但也無可奈何。

幾年前，趙亞飛交往多年的女朋友離他而去，認為他“沒錢、沒樓、更沒像樣的事做”，直到登上央視，對著鏡頭，他有些不甘地說：“我想對我曾經的女朋友說，我也是有價值的。”

哥哥苦口婆心地勸他，“你做的是好事情，但是你自己怎么活，你結婚不結婚，你讓我養活你一輩子？”趙亞飛常常說不出話，低下頭轉身就走。

當尋親的事開始廣為流傳后，有些新疆、浙江的烈士遺屬都過來求助，趙亞飛只好婉拒掉那些無法被證明犧牲在太行山上的烈士家屬請求。因為較真的性格，他和一位曾向他求助的尋親者開始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拉鋸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