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向命運投降

這些人的核心愿望，是廢除“二十四條”。

因“二十四條”而負債者，并非沒有成功擺脫的，但為數極少。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廳里，李秀萍麻利地從綠色的電腦包里掏出一本彩色打印的調查報告，指著其中一頁里標紅的小字說，“群里進入執行階段的335人的案件中，只有1.8%翻案了。”

在她看來，靠個案的改變沒辦法解決“受害人”頻繁出現的問題，“畢竟成功擺脫問題債務的人‘鳳毛麟角’”。

李秀萍是“二十四條公益群”的發起人之一，也是群規的起草人。他們稱之為“核心價值觀”。

所有新人進群前，都被要求先閱讀群規，如 “本群堅決反對以攔轎喊冤的秦香蓮形象代言群體受害者”。

當有人在群里一味地尋問解決自己個案的方法時，她會直言不諱地批評說：“遭遇‘被負債’，不是你的錯，但是依然不思學習等待天降奇跡，繼續法盲下去，以為能等到‘二十四條’自動廢止的那一天，確實沒必要入群。”

她希望呼吁帶動更多的人，向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反映對“二十四條”的意見。她覺得這些人有發言權。

這個自稱“曾經迷戀王爾德的老文青”，現如今被群友戲稱為“特蕾莎修女式的人物”。

她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是這個群里的“守夜人”，可也會被群友認為她“太過理性了”，甚至有點像個“外人”。

但在風平浪靜的海平面之下，她的命運正在遭遇暗流。2013年，前夫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欠下300多萬元的債務后離開。她負擔的利息每天就要500多元。

如今，她的工資已被凍結，3個月沒有領過1分錢。五道口附近的房子也已經被查封。她還患上了甲狀腺惡性結節，靠著姐姐借給她的錢度日。

“所有的朋友都漸漸離開了我，當你‘被負債’后，如果還有朋友，只能說你負債還不夠久。” 她面帶笑容對記者說，“最后每個人都會怕你是來借錢的。”

可在一件事情上她不怕花錢。為了去游說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她的包里總裝著100多頁批評“二十四條”的材料。重要的部分都被打成了彩色。

為了拿到3角5分錢打印一頁的價格，她會特意跑到附近的清華大學校園里去打印，一打就是100本。版本總在更新，有時舊版的材料沒有發完，新版又要打100本。

她不斷告訴群友，要“修法”靠的只能是“笨拙的精神”，沒有捷徑，也沒有“蛋糕”可分，“因為‘蛋糕’本身就不存在”。

在她看來，“歷史中的受害者群體注定不是有形的”，只是起到黏合劑和混凝土的作用，黏合凝聚起真正能夠撬動起各方資源的地方。“大家一起低著頭走，也許走著走著就走出一條路來。”

群里的成員也確實在“笨拙”地努力著。

有人為了聯系一位本職是醫生的人大代表，就托關系找人掛號，連續兩個月每周都去醫生那里看病。

有人在聯系上人大代表之后，糾結應不應該發個短信提醒一下，結果全天都陷入到內心斗爭當中，當收到回信后，興奮得“整個人都蒙了”。

還有人依然在堅持給法院的法官郵寄自己手寫的信件，告訴他們“二十四條”的危害。其中一位寄信人的工資已經被法院“執行”，從1000多元的生活費中拿出錢寄信，兩年寄出1000多封，最多的一天寄出了120多封。

“這是在人被毀滅時最卑微的表達，拒絕向命運投降的姿態，雖然不能扼住命運的咽喉，但至少表示個體沒有投降。” 李秀萍說。

判出一條“生”路

李秀萍曾經給湖北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王禮仁寫信，希望他把過去剖析“二十四條”的文章標題《判出一條路》改成《判出一條生路》。

作為最早批評“二十四條”的法官之一，王禮仁對于“二十四條”的問題并不留情。他稱“二十四條”為“癌癥性”的，是“國家一級法律錯誤”。

在王禮仁看來，作為司法解釋的“二十四條”與《婚姻法》第四十一條是相對立或割裂的。法條中說：“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

王禮仁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解釋，在一方不愿償還夫妻共同債務、債權人又不承擔相應舉證責任的情況下，這就導致“婚姻關系是個筐，任何債務往里裝。”

在他看來，真正要解決問題，只能是通過法律程序，廢止“二十四條”，重新構建規則。或者“判例抵制”，即在處理夫妻債務案件時，拋棄或繞開“二十四條”推定規則，適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條、第十九條和家事代理原則以及公平的舉證規則判決。這樣可使“二十四條”名存實亡。

現任長沙市雨花區檢察院檢察長馬賢興第一次知道“二十四條”的時候，也認定了它是有“原罪”的。

當時，他還在寧鄉縣人民法院當院長，一位基層公務員找到他說，前妻炒股賭博，欠了很多外債后“人間蒸發”，他卻不斷被告上法庭。一筆75萬元的借款他實在無力償還。

這位公務員不斷申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將案子發回重審，寧鄉縣人民法院遲遲沒有判決。

寧鄉縣法院重審合議庭的意見是“借款金額較大且未用于家庭生活，應該為夫妻一方個人債務”，可當時的庭長并不同意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