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一次去倫敦，一踏入大英博物館，出版人于殿利瞬間就還原為亞述學者于殿利。時間有限，他繞過其他熱門展區，直奔亞述和美索不達米亞館。

刻寫著楔形文字的泥板、亞述宮殿前怒吼的獅子、尼尼微王宮的巨型浮雕……從1985年學習楔形文字開始，只是在外版專業書插圖中見過的這些文物，此刻如此真實地呈現在于殿利眼前，讓他不免有些激動。最近十幾年，每每訪問倫敦、巴黎、紐約，只要稍有閑暇，于殿利都會走進大英博物館、盧浮宮、大都會博物館，與那些見證了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歷史的文物重逢。

“每一次不得不離開的時候，我都會戀戀不舍，還會有一絲的傷感，它們于我有如寄宿于海外的親人，我珍惜每一次與它們的相見，珍惜每一次用快門記錄下它們表情的機會。”這十數年來拍攝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物照片，原本只是留給自己的回味，2016年，在學者的建議下，他以這些文物照片為線索，撰寫了《人性的啟蒙時代：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藝術與思想》（以下簡稱《人性的啟蒙時代》）一書，由故宮出版社出版。

雖然書中收錄了眾多國人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圖片，文字也曉暢易讀，但只要看看書名，讀者就會明白，此書既非簡單的文物圖錄，也不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史的普及讀本，而是寄予著一位亞述學者深沉的歷史情懷。

追問人性

一尊距今3700多年的青銅雕像跪立在盧浮宮的玻璃展臺中，只有十幾厘米高，少人問津。于殿利知道，這個跪著的人是巴比倫王國最知名的國王漢謨拉比。

“這尊雕像是獻給神的，漢謨拉比正在向神祈禱?！庇诘罾驹诘裣袂埃c它對話，想象著祈禱的內容是風調雨順還是公平正義。

在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這四大文明古國中，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古巴比倫的認知可能最為匱乏，而對于與之相關的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阿卡德、亞述等既有關聯又有差異的概念更是陌生。

“‘美索不達米亞’是指兩河之間的土地，也就是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大部分地區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小部分地區位于今天的敘利亞和土耳其境內。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化的特點尤為鮮明，它的北部因亞述城得名‘亞述’，南部因巴比倫城而得名‘巴比倫尼亞’。巴比倫尼亞又分為南部的蘇美爾和北部的阿卡德?！庇诘罾f，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朝代創造的，而是經歷了很多不同民族的交替更迭，今天的亞述學其實并不局限于對亞述城的研究，而是涉及整個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語言、歷史和文化的綜合性學科。

于殿利對于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產生興趣，并非只是因為他是中國第一代系統研究楔形文字的學者，而且因為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他看到了城市文明、商業文明、法律文明、人本主義思想等這些構成人類現代文明基石的諸多元素的本源，“從人類文明起源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開始，一直到文化高度發展的當今社會，人類并沒有改變基本的生活方式，標志著人類這個物種存在的道德準則，幾千年來并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和提升，改善和提升的只是滿足人類欲望甚至于貪欲的手段而已?！?/p>

在《人性的啟蒙時代》中，于殿利把焦點放在了“人性”這個最早誕生于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中的概念。蘇美爾人發明了迄今所知人類最早文字——楔形文字，據楔形文字文獻記載，培養人性是蘇美爾人學校的根本宗旨。

在于殿利看來，人性發展的成果可以用人類的造物文化和精神文化來概括，前者體現為有形的藝術，后者體現為無形的思想。藝術和思想本是一回事，或者說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藝術體現為具體的物質，而內核是思想；思想體現為抽象的觀念，卻無不附著在具體的物質之上。沒有空洞的藝術，也沒有不依賴具體載體的思想。于殿利希望，通過《人性的啟蒙時代》能夠打通有形的文物和無形的思想之間的阻隔。

反思亞述學

在人們的過往印象中，亞述學常常意味著神秘的楔形文字，復雜難記的人名地名，與今天、與中國、與我們無甚關聯的戰爭，不僅小眾，而且堪稱冷僻。

在商務印書館這樣一個以出版學術著作而知名的出版社浸染多年，于殿利通過大量哲學、文化學、語言學等領域的閱讀，更容易跳出亞述學研究的小眾圈子，著力思考歷史研究的共性問題，寫出像《人性的啟蒙時代》這樣的著作。

在于殿利看來，亞述學從根本上來說屬于歷史學中古代文明史的一個分支，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學科：亞述學不僅研究語言文獻，而且涉及文明起源的諸多領域，如農耕起源、城市起源、冶煉技術起源、印刷復制起源、文字起源、數字起源、天文學起源、文學起源、學校起源、圖書館起源、法律起源、民主制起源以及其他經濟和管理制度的起源等。

隨著反思的深入，于殿利意識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應該成為亞述學努力的方向。

“亞述學材料稀少，亞述學者面臨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要寫一部反映某一具體歷史時期的斷代史，例如蘇美爾人城邦史或巴比倫史已經很不容易了——實際上國內外的著作也確實少得可憐，對整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做全面論述的著作更是鳳毛麟角?！庇诘罾J為，面對這種天然的劣勢，亞述學者可以在三個方向上有所作為：其一，真正把亞述學納入到歷史學乃至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來。善于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在大的文明視野下，來考察具體的亞述學問題，把亞述學的微觀研究與大的歷史觀和文明觀結合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文獻材料缺乏的弊端。其二，自覺運用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為我所用，材料不足用方法和理論來補足。讓不同的方法成為一個個黏合劑，把散落在各處的支離破碎的“碎料”有機地連接在一起；再用一種種理論把它們有機地串在一起，成為能夠被人理解和接受的知識體系。其三，自覺地把古今中外聯系在一起。讓我們生活其下的當今社會成為發現問題的源頭，成為破解問題的線索，使面對有限的“碎料”既看不出問題更不會給出答案的“沉寂”局面有所改觀。

“現實是最好的導師，問題是最好的導師，讓現實和問題把‘碎料’激活，亞述學研究才會充滿活力。讓亞述學把古今貫通，使世界融通，亞述學的活力和生命才會持久?！庇诘罾Ｍ磥?，亞述學的影響和地位能夠超越亞述學領域，甚至超越歷史學領域，不僅引領整個歷史學科，而且能對其他學科提供更多的借鑒。（記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