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陳思和先生是復旦大學教授、當代著名文藝評論家，對文藝理論及當代文學現象有著細膩而深入的研究。本報記者日前就當代文學現象、好的文學作品如何發生、如何推動當代文藝繁榮以及文藝評論所應起到的作用等問題采訪了陳教授。

陳思和

深刻的記憶與好作品聯系在一起

學術周刊：陳教授，您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已經超過30年了，可以說見證了當代文學起起落落的漫長經歷。回顧您的文學批評歷程，有沒有令您記憶深刻的文學現象？

陳思和：其實，30多年的光陰，文學史上只是一瞬間。有時候一個時代的文學，在某部文學史著作里不過一兩頁的篇幅就概述過去了。但是20世紀的文學是中國社會從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開端，這個發軔期來得非常猛烈，辭舊布新，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雖然在未來的文學史上，這100年可能只是一個瞬間，但是它的重要意義不容置疑，留下了很多問題，也留下了很多思考，會引起未來學術界的長期討論。

1977年恢復高考，我是第一屆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接受教育的學生，后來留校任教，研究現代文學。當時的文學創作尚處在“傷痕文學”的草創階段，但已經起步。社會正在走向改革開放。文學在那個時代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當下的文學創作與時俱進，迅速反應社會生活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喚起人們對生活的思考。這是現實主義文學最有魅力之處。我被這樣的文學深深吸引住了，所以從學術研究中轉移注意力，轉向當代文學批評。

在考入大學前，我曾經在一家圖書館做過書評工作，但正式介入當代文學批評的，是在1978年8月。當時我的同班同學盧新華寫了一篇小說《傷痕》，控訴了“文革”給青年人帶來的心靈創傷。小說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我與盧新華關系很好，我們不僅是同班同學，而且還同年同月同日生，這是有一點緣分的。我發表評論文章，肯定了《傷痕》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從這以后，我與當下的文學創作發生了30多年的交集，文學評論成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除了“傷痕文學”外，對我來說，記憶深刻的文學現象有過幾次：一次是1984年底在杭州參加會議，討論“尋根文學”。那時候也沒有“尋根”一說，是當時張承志發表了《北方的河》這篇小說，賈平凹發表了《商州初錄》，阿城發表了《棋王》等，這些新小說不是按照以往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來寫作的，卻展示了隱藏在生活底層的傳統文化的某些東西，這些奇異的文化現象介入創作以后，在小說美學上產生沖擊力，形成新的美學視野。這個時候西方文論也開始大量被譯介進來，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又一次發生交匯，我覺得自己的學術視野被打開了。我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寫《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的，找到了一條介入當下文學創作的路徑。

還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張煒創作了《九月寓言》，在“尋根文學”基礎上更加推進了一步。他把民間傳說、野地趣味、魔幻手法、當代情懷都熔為一爐，小說文本里處處散發出奇異火苗，傳統的文學批評原則與措辭無法解讀這樣稀奇古怪但又是自然天成的文本。如果說，尋根文學產生的新的小說美學還是粗糙、人工的，那么《九月寓言》形成了爐火純青的小說美學。我意識到這是一場小說美學的革命，需要有一套新的批評觀念和批評詞匯，才能真正解讀這樣的作品，以推動文學創作的創新。結合解讀《九月寓言》《心靈史》《長恨歌》等作品，我開始立說“民間”的批評觀念和文學史觀，進而形成了一套知識分子價值取向的言說。

再有一次就是新世紀以后的長篇小說井噴現象。新世紀之初，余華的《兄弟》、賈平凹的《秦腔》《古爐》、莫言的《生死疲勞》《蛙》等一大批作品，當然這些作品有的當時是有爭論的。拋開這些不說，我們從這里看到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經過“尋根文學”、“民間”書寫，又回到了作家創作，并發揮出批評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的創作方法，與以前的現實主義有著區別，它們融合了許多新的藝術元素。我把賈平凹的創作歸為一種“法自然”的現實主義，把余華的創作歸納為“怪誕”現實主義。在“法自然”的現實主義一路里，王安憶、方方、林白都是代表性的作家；在“怪誕”一路，還有一位作出重要貢獻的是閻連科。莫言也屬于“怪誕”一路的現實主義作家。是這批作家把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推向了藝術的高峰。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以作為這一高峰形成的標志。

作為文學評論者，我的深刻記憶都是與好作品的誕生聯系在一起的，好的文學作品刺激批評家的觀念更新與理論創新，批評家的理論探索和創新反過來也會幫助作家的創作。

跟蹤當代文藝的發展

學術周刊：我發現您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經歷很有意思：幾乎每隔十年會遇到一批新的作品，然后從中獲得了某種啟示，使您在理論上獲得一次提升。這種創作與批評的關系似乎咬得很緊，也很罕見。您覺得從新世紀初到現在又過去十多年了，是不是又到了一個文學創新的爆發期了？

陳思和：這個現在說還早。我在剛才的描述中有一個現象，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我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我所關注的，或者說，我所見證的當代文學的歷程，基本上都局限在這個年齡段的作家。我所跟蹤研究的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閻連科等，基本上都是50年代生人，最遲是在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如余華、蘇童等。我眼中的文學史，是這一代人的文學史。如果你去采訪比我更年長的前輩批評家，他們的關注點可能與我就不一樣，他們眼中的當代文學史，與我描繪的文學史也是不一樣的。由此我提出過“要做同時代人的批評家”的觀點。因為同時代的作家與批評家是在同一時代背景下成長的，他們的很多思想觀點都比較接近，能夠比較準確地把握。但局限也同時存在。批評家對于隔代的文學創新未必就那么敏感。說到這里，我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了：我所見證的文學，是我們這代作家批評家從青澀到成熟的整個過程，所以我對這30多年的文學比較理解，看的也比較清楚。往后，因為觀察不夠，我還不太好說。剛才說到從世紀初到現在差不多也有十來年的時間了。這個十來年中間，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依然在創作道路上發表重要作品，尤其是賈平凹和王安憶，幾乎每一兩年就會有重要作品誕生，他們依然是主流文壇的中心話題。但接下去呢？我想，是要有新一代的作家繼續在創作，繼續發展和繁榮當代文學的。目前70后作家幾乎是一個過渡。我更關注的是，在市場經濟、網絡文學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他們已經擁有很多粉絲，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世界觀和文學觀。但是他們的成長與前幾代作家的培養模式完全不同，資本滲透到文化市場以后，文學生產機制和作家培養機制都發生了變化，文學的評價機制也相應地發生著變化。這些問題，目前在文學領域似乎重視不夠，因為一批資深作家還在發揮中流砥柱的影響。但是在其他藝術領域———譬如影視領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媒體有不少報道揭露，影視領域亂象叢生，票房、排名、獲獎等評價機制甚至可以被金錢收買，資本的力量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嚴肅的藝術勞動受到排斥，被邊緣化，而粗制濫造的文化垃圾蔓延，受眾吐槽……可是，我想，如果需要的話，資本仍然可以迅速制造出它所“需要”神話。關于這一切新出現的問題和現象，理論界沒有很好地關注，也沒有直面人生地呼吁和揭露，沒有認真地調查研究。我們缺乏自覺面對資本滲透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的勇氣。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社會主義文化遺產所形成的傳統，如何在今天的新形勢新環境和新媒體下讓文藝保持活力，繼續發揮出積極的進步的力量，這是一個新課題。

期待文學藝術的繁榮

學術周刊：您覺得在新的形勢下，當代文學的繁榮需要怎樣的條件？作家、文藝評論家還應付出怎么樣的努力？

陳思和：如何才是文學的“繁榮”？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我說的僅僅是我個人的一點認識。從文學史的經驗來看，文學繁榮的標志，首先是要在短時期內涌現一大批優秀的作家藝術家，為什么是“一大批”而不是個別的卓越人才？記得我以前讀丹納的《英國文學史》，里面有論述莎士比亞的部分，原話記不住了，大致的意思是：莎士比亞時代絕不是只有一個莎士比亞是大師，而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在群巒之巔，才有莎士比亞這座真正的高峰。我想任何時代都一樣，只長出一棵大樹，不能稱作繁榮茂盛，只有大片的森林覆蓋，才能被稱作自然資源豐富。自然生態如何，文化生態也一樣的。我所經歷的文學記憶中，傷痕文學時代，尋根文學時代，上世紀90年代走向民間，新世紀初長篇小說的井噴，都是有一批堅實的作品出現，有一大群作家誕生。我說的“一大群作家的誕生”，并不是說他們只是自然形態地生存和工作，而是指他們的創作在一個短時期內突然被社會所關注，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而且有較持久的影響力。譬如當年的阿城、張承志、賈平凹、韓少功、李杭育、王安憶等等，他們大多數屬于知青作家（知青作家是更大的群體），但“尋根文學”把他們從知青作家群體里一下子“分化”出來，迅速建構起新的符號系統，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它具有強大的藝術再生能力，對以后的新寫實、民間……等等寫作運動都有實際的影響。我想，你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我所說的“一大群作家的誕生”，這是證明當代文學繁榮的首要標志。

其次，創作繁榮要建構新的美學范式，建構一種新的話語符號系統。從“知青文學”到“尋根文學”，是改變了一種范式。原來的知青文學基本上是沿著“傷痕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發展來的，題材也比較局限，而“尋根文學”雖然寫的也有知青故事，但創作方法、審美觀念都發生了變化，成為一種新的文學。藝術境界闊大多了。

其三，文化繁榮是整體性的，不會僅僅局限在文學創作領域。標志著創作繁榮的新的文化現象會成為一種思潮，要有整體性的推動力量，在影視、繪畫以及其他文學種類、文化思潮中同時出現反響。文化現象都是互相牽連互相影響的，背后是一個整體力量的爆發和創新突破，這樣才會有繁榮，才會對社會發展產生強烈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