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明成祖遷都北京無疑是遵循了歷史的規律，這也是他在600多年前能為我們留下一個盛世帝國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通過下西洋、大閱兵等方式打開了明朝被封閉起來的外交大門，引得萬國來朝。更好地實踐了司馬遷的“革命地理學” ，讓一些人眼里的“神秘預言”變成了一種科學，歷史與地理的科學。

北京

今天，當我們漫步于北京故宮是否還能想起他來呢？那是600多年前，他為我們留下的宏大并且珍貴文化遺產。

明成祖朱棣在位時，五次親征蒙古，收復安南，鞏固南北邊防，維護了中國版圖的完整；多次派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友好往來，加強對南海的經營；編修《永樂大典》 ，疏浚大運河；遷都北京……這永樂盛世的一樁樁、一件件大事足以讓他名垂青史。

然而，若我們的思緒在歷史匆忙的腳步中能小憩片刻就會發現，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一個被某些人稱為“神秘預言”的論斷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偉大而且完美的實踐。

長城

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中說：“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這話用我們現代大白話說出來即是：“東方是萬物開始萌生的地方，西方是萬物最后成熟的地方。因此開創事業的人必定出現在東南，獲取勝利果實的人常常誕生在西北。所以大禹在西羌勃興，成湯在亳地崛起，周人建立王朝是因為有豐鎬作根據地去討伐殷商，秦國完成帝業是由于有雍州當大本營才日益強大，漢朝興盛是從巴蜀漢中開始的。”

有意思的是，我們現代人在翻譯司馬遷的原話時，將東南與西北分別連接了起來，如果能在東南與西北之間分別夾上頓號，即是東、南與西、北，這被稱為“神秘預言”的論斷分明更精準。

南北中國

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將其稱為“革命地理學”，并著《從中國地理看中國革命》一書，對此作了詳盡的論述， 從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科學地“破解”這一“預言”的神秘性。

李教授的基本觀點是：盡管明末一直到民初，南方人認為中國正統在南方，中國的經濟中心也確實在南方，但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卻是一直都在北方。周秦以來，中國的都城，西邊的比東邊的早，北邊的比南邊的早。

李教授還說，南方都城中最有名的是南京，但是以南京為都的政權始終不能統一天下。這是因為中國的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背后有一個廣闊的游牧帶，一直威脅著中國，處于防御的考慮，國家重心不能離它太遠。這也就是經濟重心不斷南移，但政治重心卻不斷往北移（直到北京）的原因。

西安

所以，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成祖將首都遷到北京無疑是遵循了歷史發展規律的，是帝王立國的創業實踐，也偉大的，也是科學的。

明成祖沒有遷都西安，那是因為當時的西安如果作為首都已經不利于祖國對于海疆的控制，而作為他做燕王時的“根據地”北京就在那時恰到好處地凸顯了出來。1421年遷都北京，因此對明成祖個人來說無疑是離“危險”更近了一步，但他注定不是一個喜歡躺在“溫柔鄉”里的人，而歷史的宿命也讓他五次遠征蒙古，并死在了第五次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蒙古烏珠穆沁）。

中國南海

因此，司馬遷的“革命地理學”不是什么神秘的預言，而是一種科學，歷史與地理的科學，它注定了明成祖這位有著遠見卓識的“創業型”帝王最后的人生結局。這也是他在600多年前能為我們留下一個盛世帝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人治的封建時代，有一個好皇帝是件非常難的事情。明朝之前的宋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一個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據說其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但從其定都河南開封的那一刻似乎就注定了其后來偏安浙江杭州，最終化作一滴傳說中“富有的眼淚”的悲慘結局。

南人懷念宋，卻忽略了作為一個國家，僅有錢是不夠的。明成祖就這樣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創業型”的皇帝，這也是他遷都北京的“秘密”。《明史》評價他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南京（網絡圖片）

創業的人不但要有非凡的勇氣，更要有超人的毅力與能力，因此創業的過程本身也就成了一個展現實力的過程。這中間雖然難免不會有炫耀的成分，但炫耀卻會因此而光彩照人。今天，當我們翻開明成祖的履歷，就會發現他的“炫耀”是那樣的引人注目，引得萬國來朝。戎馬一生的他“炫耀”的強項無疑是“秀肌肉”，大閱兵、下西洋也都是他“秀肌肉”的內容甚至創舉。

明史上最有名的大閱兵，發生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三月，明成祖從北京北邊上的懷來調集軍隊10萬人，精心挑選“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精銳相繼表演騎兵包抄、步兵突擊、步騎合擊等項目，又從廣西、云南、四川調來的“土狼兵”、白桿兵演練了步兵勁弩齊射、長槍步兵刺殺訓練等“軍事科目”。

這次“秀肌肉”震驚世界，引得前來“觀禮”的使節達27個國家之多。明朝軍威之盛與睦鄰友好的國策，在各國引起巨大反響。其后中亞、西亞國家與中國的友好關系一直綿延到明末，單是帖木兒帝國，終明一世向中國派遣使節的次數就有60多次。

震驚世界的永樂大閱兵

通過大閱兵“秀肌肉”這種形式據說在周時就有了，但我們封建時代給能像明成祖一樣搞得轟轟烈烈的，幾乎沒有。而早在此之前的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弘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后七次出海遠航，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圣地麥加。

鄭和航海圖

這些都是一個創業皇帝的肌肉秀，不僅是宣示國家實力重要舉措，也是擴大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手段。然而，今天我們的一些歷史學家，卻搬出家底來“引經據典”，聲稱”鄭和下西洋不過是600萬兩白銀換來萬國來朝的意淫”，還說“600萬兩相當于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這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而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銀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僅造修費用就需要幾十萬兩銀子”。

錢，在這些具備“歷史小農意識”的磚家們心中像命一樣的重要，他們不知道從13世紀到14世紀，隨著蒙古帝國瓦解和元朝的滅亡，中國與歐洲的聯系中斷；他們也不知道，是明成祖打開了明朝被封閉起來的外交大門，讓當時的中國真正走向了世界。這也許就是遷都北京的秘密，一個只有在北京才能完成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遷都北京，不僅是“革命地理學”，也讓中國離海洋文明更近。

今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