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不正成腐敗一大誘因

1月6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稱，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1月6日上午在京開幕。

這一消息迅速引起各方關注，大家想知道，2017年反腐將怎么干？

不過，在確定怎么干之前，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還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對此，《反腐倡廉藍皮書》給出了些許答案：

不擔當不作為問題依然存在。《反腐倡廉藍皮書》顯示，在反腐敗力度加大之后，庸政懶政怠政現象在一些地區和部門較為突出。

對此，《反腐倡廉藍皮書》舉例說明，一些黨員干部不愿意沉下心、下功夫結合實際理解消化和創造運用中央的政策方針，不實事求是，而是自以為是，工作做得不實、不細、不深，淺嘗輒止。個別干部存在嚴重的個人利己主義思想，將市場交換原則用于黨內生活，過于看重個人得失和利益，沒有好處不干事，甚至拿了好處也不干事。有的受不了委屈，只要改革觸動到自己的利益，就產生強烈的不適反應。

“中央落實八項規定精神，規范津補貼，不準吃拿卡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車私用，甚至參加吃請都受到了嚴格限制，一些黨員干部不習慣和不適應，抵觸情緒較大。”《反腐倡廉藍皮書》對其中一些現象一語中的，比如有的地方黨員干部缺乏在新制度、新要求、新環境下開展工作的能力，“沒有補助就不下鄉”“沒有加班費就不加班”，不主動克服困難做好工作，而是將為群眾工作作為向組織講條件、謀取部分人利益的籌碼。

此外，《反腐倡廉藍皮書》將家教家風不嚴定為干部腐敗的重要誘因。

不可否認，在近年來查處的腐敗犯罪人員中，“貪腐父子兵”“賣官夫妻店”“一家子腐敗”等家族式腐敗現象比較突出。

1月4日下午，中央紀委官微發布消息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天津市原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被“雙開”。有媒體挖出黃興國和自家兄弟在仕途和商場上互為犄角的暗影；周永康之子周濱，“以父之名”打造了涉及房地產、石油、水利等多個領域的商業“巨艦”；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在懺悔錄里披露：“我家成了權錢交易所，我就是所長，老婆是收款員”……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對此，《反腐倡廉藍皮書》分析說，領導干部的家庭應該成為社會的標桿，但有的領導干部鼓勵孩子當大官賺大錢出大名，將子女引向名利場；有的公私不分，將公家東西拿回家任由家人使用，甚至讓家人分享其權力，在教育、就業、經商等多方面特殊優惠和關照；有的不要求家人勤儉節約、吃苦耐勞、低調簡約，而是任其大肆揮霍、鋪張浪費、張揚跋扈、狂妄自大、傲慢無禮、缺乏基本素養。有的溺愛子女，“護犢子”，為子女謀位子、找票子、要房子、拉關系、走后門、傍大款，搞權力尋租，把家庭經營成了“權錢交易所”。子女違法亂紀，有的干部利用權力打招呼、找關系，干預和妨礙司法部門秉公辦案。

“領導干部對子女親屬的管理有時難以靠‘硬制度’,這就要通過家規、家誡等，用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進行約束。”對此，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這種對領導干部子女親屬及身邊人的精神約束，落腳點其實也是對領導干部個人手中權力運行的規范。

整治“潛規則”凈化政治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提出，要“立‘明規矩’、破‘潛規則’,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促進政治生態不斷改善”。

2016年一年，各地區各部門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基礎上，繼續完善各項法規制度建設，努力使黨員干部在工作生活各個方面有法可依、有規可循，盡可能地減少制度空白和模糊地帶，不斷擠壓“潛規則”存在的空間，逐步改善政治生態。

對此，《反腐倡廉藍皮書》的評價是——以有效的制度供給打破官場“潛規則”。而其中的做法主要是，從細節著手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構建“親”“清”的政商關系以及集中治理飯局問題等：

2016年作為“換屆年”，干部交流選任相對集中，各地區各部門加強了對換屆工作的監督。中央組織部明令提出“九個嚴禁、九個一律”的具體內容，其中包括嚴禁拉幫結派、嚴禁拉票賄選、嚴禁買官賣官等諸多內容；

2016年8月，中組部制定下發了《關于防止干部“帶病提拔”的意見》，提出了深化日常了解、注重分析研判、加強動議審查、強化任前把關、嚴格責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設計，為做好新時期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政商關系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用“親”“清”二字定位新型政商關系，明確了新時期政商相處的基本原則。在實踐中，廣東、浙江、河南等地專門出臺更為具體的制度規范，列出了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正面清單”回答了政商交往中“能做什么”。

而上述種種不正常關系的確立，都有一個載體，那便是飯局。

對此，根據中央部署，各地在建章立制的探索中，領導干部參加飯局的“紅線”愈加清晰。

針對“酒桌辦公”問題，安徽省部署開展專項治理，重點治理“不請客吃飯不辦事、請客吃飯亂辦事”“通過‘酒桌辦公’要資金、跑項目、爭考核名次或謀取不當利益”“黨員干部及公職人員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在開展調研、培訓、召開會議等公務活動中接受公款宴請”“向下級單位和企事業單位及個人轉嫁招待費用”“同城部門、上下級之間相互公款宴請”等問題；

浙江、黑龍江、吉林、江蘇、湖南等多個省份已出臺公務接待“禁酒令”，午餐、晚餐一律禁酒；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規定，因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資等特殊情況需飲酒的，必須報本級紀委(紀檢組)審核批準。有的地方紀委還列出了其他一些不能去的飯局，如，上下級之間搞互相吃請、接受基層單位吃請、接受村級組織安排的吃請、接受企業安排的吃請、接受帶有公務接待性質的夜宵、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安排的吃請、接受可能影響公務執行的吃請等。

此外，不少地方還加大了對公職人員“八小時之外”飯局問題的監管。為規范領導干部婚喪嫁娶大操大辦問題，不少地方都結合實際出臺了具體的操作辦法，除限定桌數人數外，有的地方還限定賓客身份，要求不得邀請管理和服務對象，甚至“同事”等。一些地區還形成了“報告—公示—曝光”機制，在擺酒席前必須事先報告，并公示準備辦多少桌、準備請哪些人，紀委可采取明察暗訪或接受舉報的方式，對違規違紀問題及時曝光，并對違禁人員給予相應處罰。

完善反腐敗立法鎖住權力

黨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重大進展和成效，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但腐敗和不正之風在一些領域仍存在“壓而未倒”的現象。

對于這樣的現象，《反腐倡廉藍皮書》是這樣形容的：壓力剛剛傳到基層，腐敗增量減少，存量卻較多，“為官不為”現象凸顯。

“據我觀察，過去幾年我們在打‘大老虎’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央也高度重視。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基層腐敗現象還比較嚴重，原因在于基層黨組織渙散，學習、開會走過場、走樣子。”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另一個原因是對基層黨組織監督不力，比如說對人情世故、親情等各種環境因素的監督形同虛設，特別是縣和縣以下的單位和機構。我個人一直認為，基層組織和群眾直接聯系，他們的作風、權力運行的規范化程度以及服務質量等，直接影響到黨和群眾的關系。因此，基層反腐是未來中國反腐的重點，需要每一個基層工作人員、每一個權力執行者真正用好手中的權力。

對此，《反腐倡廉藍皮書》也給出了相似看法，并指出在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的背景下，“不能腐”和“不想腐”機制的建立成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新的努力方向。

在竹立家看來，2016年最大的成績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發布的文件和條例把“不能腐”當成了重要的法規，“下一步我們要將黨內法規制度化，真正通過紀律、法規制度約束取得成效”。

要真正實現“不能腐”和“不想腐”，《反腐倡廉藍皮書》提出需要通過激勵和保障機制來營造“不需腐”的氛圍來支撐，“不需腐”同樣是實現“不能腐”和“不想腐”的重要前提和條件。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解決公職人員特別是基層公職人員的物質待遇問題，要為公益慈善事業發展提供更多減免稅等政策扶持，縮小不同群體、不同地區收入差距。要規范清理津補貼，解決公務人員以權力參與分配、牟取不當利益問題，同時打開“正門”，切實保障履職所需的工作條件、合理的收入待遇和應有的尊嚴，兌現公務員工資正常增長承諾，增加公職人員的工資收入。

此外，《反腐倡廉藍皮書》建議深化改革減少“能腐”的機會，“但更為重要的是，強化反腐立法推行法治反腐”。

《反腐倡廉藍皮書》認為，在“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思想的指導下，制度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制度仍然顯得不成體系，反腐敗缺乏國家基本法律的支撐，憲法中關于廉政建設和作風建設規定尚無足夠的法律體系保障實施。

“有必要形成以國家反腐敗法為中心的廉政法律體系，對廉政建設指導思想和原則、廉政機構及其職權、廉政建設手段和措施、媒體監督、保障條件、國際合作等做出規定，在此基礎上，研究制定‘國家監察機構法’‘舉報人政治保護法’‘信息公開法’等。”《反腐倡廉藍皮書》建議，同時，完善參與反腐敗國際合作的相關法律，加強對反腐敗國際組織、國際公約、條約、司法協議的研究和宣傳，提升中國反腐敗國際話語權，增強追逃防逃的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