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

義務放電影為何被叫停？

欽北區文體廣電局表明，叫停羅衍宗放映電影行為，是依據《電影管理條例》要求的，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電影片的攝制、進口、發行、放映活動，不得進口、出口、發行、放映未取得許可證的電影片，以及申請從事農村16毫米電影片發行、放映業務的單位或者個人，可以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并向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電影行政部門備案。而且，電影公開放映必須在廣電局和電影公司的許可及組織下進行，因為里面涉及知識產權保護、涉黃涉暴涉政等播放安全問題的隱患，不能缺失監管。

“很多人從樸素的情感出發，認為做好事應該被鼓勵，一旦去限制或叫停就不合人情，但電影放映是一種公共文化傳播行為，如果長期從事，即便是做好事，也需要具備資質這個前提。”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宋維才指出，羅衍宗公益播放電影的行為已經具備長期、固定的性質，那么其播放影片的內容、安全性、版權，所選擇的播放地點、場地安全等問題，都應該遵照相應的管理規定，以免引發不可控的影響。

公益放電影是否應納入監管？

像羅衍宗一樣為大伙義務播放電影的情況并不少見，那么，今后這樣的行為是否都要納入監管范圍？如果納入，如何監管？

宋維才說，如果嚴格按照國家當前的規范規定的話，肯定是需要申請許可的，但是，當前的電影播放設備已經普及，一臺投影機、一張光盤，甚至從網絡上下載資源，都可以用于放映，社區、咖啡館、學校等很多公共場所，都有過公益播放電影的情況，“這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電影放映，更多地變成一種群眾自發的集體娛樂活動。”

宋維才認為，在新的環境下，播放行為的定性，就變成了管理前提，“比如放映是純公益性還是存在商業性，放映的規模、頻次、地點、片源情況等，都不能再完全用傳統的電影放映規則去衡量約束了。”他說，要依據播放量和實際頻率來確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很難一刀切，“但到底如何界定播放性質，還需要政策的進一步完善。”

■ 對話

羅衍宗：不希望有地點限制

新京報：為什么會想到免費給村民放電影？

羅衍宗：我喜歡電影。我們村子里3個人參加過抗日戰爭，4個人參加過游擊隊，上世紀60年代初的時候我還小，每天吃完飯就聽他們講怎么打日本鬼子，聽了后我就愛上了看電影，尤其是抗戰片。

60年代，村里有個小禮堂，那時候買不起3分錢的票，我就拿我媽的鏡子，對著禮堂的窗縫，偷偷地看。當時還看到很多人，都很窮，在禮堂外面看不到電影，我就想長大后買了電影機給他們放電影，不收錢。

新京報：為什么會堅持這么多年？

羅衍宗：我喜歡做這個事情。這么多年我沒收過一分錢，我對電影有深厚的感情，每個人都對自己的事業有感情，這個很難推掉。我去放電影，大人小孩都愛看，最愛看抗戰劇，他們看到精彩的時候，一邊看一邊喊打倒日本鬼子，他們看得高興，我就高興。

新京報：這十年播放電影投入大嗎？現在經濟情況怎么樣？

羅衍宗：投入不大。我買了7臺電影機，第一臺500元，之后1000元、1500元都有，有100多部影片，一部50塊，其他的就是給車子加油、吃飯，放電影投入不大。

2015年12月，我屋子里電器短路，2樓所有的古董和60部影片都被燒光了，經濟來源沒有了，影片只剩下41部，禍不單行，我現在經濟來源也沒有了，后來去山上找草藥賣，辛苦一點。

新京報：沒有經濟來源，你還想繼續放電影嗎？

羅衍宗：想，放電影不會花很多錢，機器我有了。

新京報：村里有專門的放映員，他們放電影有補貼，你們之間會不會因此發生沖突？

羅衍宗：沒有這回事，他們放的次數少，沒有起過沖突。

新京報：當地政府怎么和你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