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即將進入尾聲,這一年全球經濟形勢風云變幻,“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中國經濟也面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種種挑戰。在如此復雜的局面下,我國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穩中提質，完成全年經濟發展預期目標任務已是“板上釘釘”。經濟結構呈現積極變化,“放管服”改革邁出新步伐，動能轉換實現新突破,營改增提速釋放新效應。中國經濟在平穩的主基調下孕育著化蛹成蝶的蛻變。

張連起

全面推進營改增，構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棋局的“當頭炮”，在實施過程中也必然貫穿著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在于提高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重塑供需再平衡。當下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產業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的關鍵階段，實體經濟不景氣、民間投資意愿不足。有鑒于此，下好先手棋，把營改增等減稅措施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棋局中的關鍵一招，正當其時！

營改增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回顧歷史，輕徭薄賦是歷代開明政府的明智之舉。我國歷史上“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乾隆盛世”無不是因減稅放水養魚、涵養稅源而營造太平盛世的。環顧全球，國際社會大多也是通過逆周期減稅實現經濟復蘇的。

我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在政府與市場關系維度上，以營改增為建立現代財稅制度的標志點，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供更有利的稅制環境，彰顯國家治理新高度！

全面推進營改增，能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市場活力，增加有效供給。今年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7元，同比減少0.17元。稅制統一、稅收中性、稅負減輕，由生產型增值稅全面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新增不動產所含稅收可以抵扣，產生了疊加減稅效應。全國除四大行業本身減稅外，受益于可抵扣進項稅增加，2016年1-10月營改增試點累計減稅3717億元。預計此項改革全年減稅超過4700億元，加上延伸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減收，總規模超過5000億元。

全面推進營改增，能促進專業化分工協作，延長產業鏈。研究顯示，營改增政策對于產業鏈的協調發展，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正面“外溢效應”，合并、分立等重組事項大幅增加。企業的研發、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主業剝離出來后，更加專注于提供專門化服務，成為效率更高、專業更強的創新主體，催生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壯大新動能注入了強勁的稅制動力。

全面推進營改增，能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雙創”更廣闊的空間，營造更加適應中小微企業生長的稅制環境。前三季度，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比增長10.8%，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4.8個百分點。今年5月1日以來，4大行業新辦戶數逐月穩步增加，累計增加53萬戶，帶動了就業創業。中小微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對于稅負往往更為敏感，減稅將極大地提高其存活率和競爭力。今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長6.7%，經濟繼續保持“穩”的態勢，服務業增加值28萬億元，同比增長7.6%，占GDP比重52.8%，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5%。其中，營改增的制度變革紅利居功至偉。

“減稅降費”正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體現

在1929年的“大蕭條”危機中，凱恩斯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通過“反周期”宏觀調控適當“熨平”經濟的周期波動。在經濟高峰期財政要實行緊縮性政策，以抑制總需求；經濟低谷期財政要實行擴張性政策，以刺激總需求。美國的實踐證明了凱恩斯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性。

美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既包括舉債擴大支出，也包括減稅因素。我們之所以強調“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因為發現某些認識上存在誤區，僅把擴大支出當成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而沒有把減稅降費當作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踐中，某些地方政府熱衷赤字擴張卻冷落減稅降費。對于擴張支出刺激經濟情有獨鐘，對于減稅降費則興味索然。

以當下觀察，減稅確實會帶來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但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必須過緊日子。從根本上講，維系較高的財政赤字率是不可持續的。從長周期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反而會增加稅收收入。因此，減稅無疑是最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減稅效應，聚焦減稅降費，以減稅而非以擴大政府支出為重心，才是未來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最大信心和底氣所在。

營改增牽引財政體制改革

全面推進營改增，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有效；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政府有為。推進營改增后形成的地方主體稅種缺失，一定程度上倒逼財稅體制改革（特別是理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的進程。這一改革不僅是對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分配關系數量上的調整，而且對中央地方稅源結構、稅收質量等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對地方政府行為也有指揮棒作用。假如地方增值稅比例提高，表面上可解決地方因營改增造成的短收問題，但深層次上可能出現激勵不相容的后果。所以，財力適當集中是必要的、邏輯的結果。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從今年5月1日起，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由中央與地方（原75%比25%）按稅收繳納地“五五分享”；以2014年為基數，將中央從地方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既有財力不變；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財稅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是與財政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支柱的地位密切相關的。營改增這個“當頭炮”，起到了主動性、牽引性、輻射性的作用，此子一布，滿盤皆活！

盡管營改增取得的階段性成果超出預期，但改革依然在路上。當前政策層面存在稅率檔次多、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優惠方式過多（免稅、先征后返、虛擬抵扣、差額征稅）等問題，實踐層面也面臨著如何引導企業運用增值稅抵扣機制，確保政策有效落地等繁重艱巨任務。要統籌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宏觀調控需要等因素，適當簡化增值稅稅率，逐步清理規范增值稅優惠政策；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工作，鞏固改革成果。因此，對營改增的認識不能囿于地區、行業、產業、企業等角度，而應著眼于產業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的高度，著眼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需久久為功的高度，著眼于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保就業、增活力、創環境的高度，著眼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

《易經·系辭》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確保營改增這個“當頭炮”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棋局中落準、落細、落深，以道馭術，明道優術，用減稅降費的“減法”換取結構升級、動能轉換的“乘法”，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召開，將是明年財政改革和經濟工作的發力點。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內部控制委員會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