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意見》雖然也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明確要求續期問題要研究法律安排，所謂法律安排就不是朝令夕改，就要經過社會各界的醞釀討論，就要履行必要的立法程序。特別是這個要求后的一句話是：“推動形成全社會對公民財產長久受保護的良好和穩定預期”，整句話的傾向性就更明確了。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解讀《意見》出臺背景時表示，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臨界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對產權保護法治化提出新要求。2015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達到中高收入階段，但中等收入群體估計僅有3億人左右，占總人口的比重大概在25%左右。

從國際經驗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而且取決于以產權為重點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客觀上需要廣大社會成員能夠依據土地、技術才能、管理才能等，獲得合法的財產性收入。

從現實情況看，由于產權制度安排不合理，城鄉居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渠道不暢，財產性收入比例嚴重偏低，是中等收入群體自我認同感不強的重要原因。《意見》明確提出健全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各項制度，這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將產生積極影響。

四問：如何讓《意見》真正落地？

判例的力量更大，糾正幾樁錯案會讓《意見》更加迅速地深入人心

完備的產權制度是需要系統工程來完成的，實施起來工作任務十分艱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認為，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國家繁榮發達、力量足以維護正義，是自古以來許多民族的共同追求。我國對于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的保護，有一個逐步深化認識的過程，現在這個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下一步就是要努力將其轉化為法治化的產權保護體系。

不實行法治，財產權利也有可能在一段時期里獲得較好保護，但并不牢靠。“產權保護光是有理念、有方向、有決心是不夠的。產權保護不但涉及公權力對私人財產的侵害，也涉及私人之間的財產與合同糾紛，所以在產權爭執和爭奪中，權利界限遠遠不是‘小蔥拌豆腐’那樣一清二白，而且公權力可能暗昧和偏袒、私權利可能貪婪和野蠻，這會使事情更復雜。”張文魁說。

細讀《意見》，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央下定決心要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國家發改委負責人向記者表示，經濟案件中的錯案冤案應依法予以糾正，尤其是對社會反響較大、存在較多疑點的案件。換句話說，這一輪的產權保護，必然伴隨著一批錯案冤案的平反，而且中央下定決心全力推進。

社會大眾往往更多從具體事例而不是文件來判斷政策、判斷政府。從很多事實來看，判例的力量往往更大。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普通百姓往往也是通過具體事例來了解和理解法律。所以，在文件出臺后，如果糾正幾樁錯案，會讓《意見》更加迅速地深入人心。

“這是一個順應時代潮流、呼應社會期盼的綱領性文件。”吳敬璉認為，能不能不折不扣地執行，關乎中國經濟能否成功應對當前面臨的挑戰，能否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