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發現的“童工”中，14歲的黎某龍和楊某朋一樣居住在十二茅坡，兩人的房屋前后排挨著。

黎某龍的家里擺放著一臺“songli”牌電視機，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筆記本電腦差不多，此外，除了電飯煲、已不能脫水的老式洗衣機、電燈，就沒有了任何電器。

房屋的墻壁裂開了口子，石灰大片脫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磚。

對于記者的造訪，黎某龍的母親楊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沒進過學堂，連名字都不會寫。”她風一般地跑出去，叫來自己的親戚、同時也是鄰居的熊女士和記者一起交談。

前些年，黎某龍48歲的父親黎某昌在安順等鄰近地區打工，維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龍也開始打工后，父親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掙得更多。

黎某龍是家里的第二個孩子，16歲的姐姐黎某健現在念初三，成績比較好，獲得了獎狀，希望能繼續念書；10歲的三妹正在念小學三年級；8歲的四妹念一年級。

熊女士告訴記者，楊某妹一家生活的貧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來，這種極度的貧困，是黎某龍小小年紀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幾天，楊某妹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碰巧有人過來收廢品，她就把一個廢舊的烤火爐子當廢鐵賣了，3毛一斤，賣了15元。”熊女士說，“她靠這15元支撐了幾天，現在又沒有錢了。”

“孩子上學的時候，楊某妹會一個人吃午飯，中午從來沒有見她吃過肉。”熊女士噙著淚說，楊某妹經常用一點辣椒、加上沒油的野菜，就著一碗飯，沖點水，“泡著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卻沒錢了，發燒、頭疼，還暈倒了，我就借給她100元，讓她到醫院去看看。”熊女士說，“沒想到，過了幾天，她把錢還給了我，說自己在床上睡了幾天，多喝開水，沒去醫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這一家子住在安順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貓營鎮某村，因為那里的房子已經破舊得無法住人，“實在沒辦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這個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機會的地方，楊某妹希望能分擔丈夫的壓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時候，我就去。”讓她沮喪的是，沒文化還得照顧孩子的婦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長時間干活的人，“我很難打上工，一個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錯了。那些老板說，‘你是帶娃娃的人’。”

46歲的楊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傳統農業補貼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讓一家人吃上飯，“實在沒錢了也能賣一點錢”。

盡管生活得非常節儉，但這個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萬多元的外債。

債務源于購房，也因為醫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兒黎某芊不小心摔傷了手臂，在紫云縣醫院治療，花了1萬多元；前年，四女兒黎某歡也曾到貴陽做過手術，花了5000多元。

這樣貧困的家庭，為什么會生育4個孩子？楊某妹稱“大家都這樣”——在偏僻的山鄉，一帶又一代的老人傳遞著“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認為多幾個孩子，孩子們之間也相互有個幫襯。

夫婦倆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開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讀書。

念幼兒園時，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們勉力維持。到了義務教育階段，仍需要給孩子一定的生活費，為了安全，兩個女兒每半年還需要分別交納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費。

這些開支讓這個家庭一直處于困境。“家里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楊某妹說，自己勸過孩子繼續讀書，可兒子說，家境不好，自己成績也不好，“不如出去掙點錢”。

“我們就讓他出去試一試，如果能適應，以后再說。”楊某妹說，“如果適應不了，就回家繼續讀書，長大一些以后，再決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龍在念完小學六年級后，今年開始外出打工。無論是在紫云縣的老家，還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幾乎所有離校的年輕人都出門打工了。在殘酷的生存壓力面前，沒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屬于“童工”。

黎某龍沒有手機，每次和家里聯系都要借別人的電話，如果家里打來電話，也需要打通別人的手機后，約定一個時間再撥打過去。

電話中，黎某龍告訴家人，“老板”對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時也會抱怨，說加夜班受不了”。

聽見這樣的話，楊某妹就覺得心里難受，勸孩子回來，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堅持1年，“過年回來了再看”。

黎某龍離開家庭的過程，和楊某朋幾乎是一樣的。

“‘老板’到我家門口來，說帶孩子出去打工。”楊某妹回憶說，對方提出工資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沒有討價還價就同意了。

至于具體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長時間、必須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證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細節，雙方并沒有明確議定。

雙方也沒有簽訂任何書面的合同，僅僅口頭約定，過年時“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時候把錢一并交給大人。

為了讓“老板”對孩子好一點，心疼孩子的楊某妹還給“老板”送了花生核桃，這是她當時唯一拿得出手的禮物。

楊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將自己孩子帶走的“老板”姓甚名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老板”還是“中介”。

這些沒有太多社會經驗的父母，堅信“老板”會恪守當初面對面許下的承諾。

在采訪中，對于記者的提問，楊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記者只能不斷地從不同側面和她交談，盡力拼湊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內心世界。對于“是否相信過‘知識改變命運’”“周圍有沒有人通過讀書考上大學而獲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復制那些‘榜樣’們的人生”等問題，盡管記者用最平易的話進行了“翻譯”，楊某妹仍顯得茫然，沒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記者輾轉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韋某勝家里后，聽到的是同樣悲傷的故事。

15歲的韋某勝居住在安順市寧谷鎮某村，家門口就是學校，記者到訪時，學校里正傳出瑯瑯讀書聲。

韋某勝79歲訥口少言的爺爺韋某華呆坐在火爐旁，爐里燃燒著他砍來的樹枝，老人的背部幾十年都長著一個碗大的瘤子。火爐旁還有78歲病重的奶奶——她的身體狀況看上去非常差，鄉鄰說，她“不能動，不能講話，坐著就不能起來”。

韋某華共有5個兒女，目前隨小兒子韋某平——“童工”韋某勝的父親——一起生活。

韋某華說，小兒子從未念過書，“沒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廣東等地打工，“干體力活”。今年，因為母親病重，韋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護母親，偶爾去打零工。

每一個細節都透出這個家庭的貧困：石頭砌成的房子已經裂口，裂口最寬的地方，足以將手掌放進去，“要不是用棍棒撐著，可能就會垮”。

貧窮深深地改變了這個家庭，“有時甚至連吃鹽都成問題”，幾年前，韋某勝的母親決絕地離開了這個家庭。

“雖然窮，我們還是盡量節約，想讓小孩多識幾個字。”韋某華盯著記者的眼睛說。

在鄉鄰們看來，小學和初中階段盡管交錢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種名目的費用，“還是得花錢”。而外出打工，雖然未必能賺多少錢，“但過年起碼能買一件衣服”。

部分鄉親已經聽說了韋某勝成為新聞中的“童工”的事，但他們并不認為做“童工”是錯誤的決定，相反，是一個“不得不這么做”的決定，“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要養活這一大家人，他父親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歲的爺爺還得去干農活。”鄉親們說，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幾分，老人種的所有糧食“值不了幾個錢”，“現在種地基本不賺錢，年輕人還能喂牛喂馬，可是他一個快80歲的老人已經不能喂牛喂馬了”。

按照這樣的邏輯，鄉親們認為，在韋某勝的父親因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況下，韋某勝成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鄉親們掰著手指頭介紹說，村里14~18歲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計有一二十人。他們并不清楚“童工”的定義，對于其中16歲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數量并沒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韋某勝一個人”。

在交談中，鄉親們固然并不認為“讀書無用”，但對“讀書有用”的觀點也并不堅守。對于是否每個家庭都能承擔高中、大學階段的投入，以及“砸鍋賣鐵”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帶來體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們并不抱有絕對的信心，“有一些大學生也掙不到錢”。因此，對于那些成績較差、未體現出讀書潛質的孩子，這些農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棄。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個令人擔憂的狀況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認識前來招工的“老板”，也未對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進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實。

當地有傳言說，曾有“童工”誤入傳銷行業。這樣的悲劇，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探訪中，貧困是顯而易見的，對很多問題的答案，卻藏在每個人的心里，沒有人說出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貧窮、對教育投入和產出的不同理解，讓孩子們離開了課桌，過早地在成人世界的驚濤駭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結實的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