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上有個原則:用桶打水,不如修管道,修好一條管道,可以引來源源不斷的水。今天管黨治黨,也是如此,既要管住人,還要凝住魂,需要把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結合起來,用制度的“管道”管住人,用理想信念的“心學”凝住魂,從而形成全面從嚴治黨的合力。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前者強調制度規范,后者強調責任監督;既強調思想建黨,又注重制度治黨。二者精準發力、雙策并施、相輔相成,體現了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設計的新理念:用“正、反、合”的智慧,設計好主體性制度與保障性制度,把制度的原則性與人的主動性結合起來,把人的“自律”與制度的“他律”結合起來,利用制度與人共同發揮作用的函數關系,實現從嚴治黨全方位、全覆蓋、全過程。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用制度管黨治黨。黨的十八大以來,用制度和改革的方式抓黨的建設,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我們黨在制度建設的探索中日益走向成熟、走向自信、走向理性。在這方面,六中全會既重視制度的規范,更重視制度的執行,真正把制度建設擺在了突出位置。

首先,強調了問題導向。好的制度既能接天線,也能接地氣。能接天線,說明抓住了共性;能接地氣,說明覆蓋了個性。中國這么大,黨員規模這么大、構成如此復雜,如果從書本出發、從假設出發,那么很可能抓住了共性,丟掉個性;抓住了面子,丟掉了里子。因此,管黨治黨必須從問題出發,堅持精準發力,管黨治黨才能落到實處、卡住要害、點住命脈。比如,在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黨員、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要重視的諸多問題,而《準則》和《條例》絕大部分制度都是奔著這些問題來的。而且,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針對我們黨今天面臨國際國內環境的嚴峻挑戰,針對管黨治黨中出現的各種矛盾與風險,針對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各種阻礙,而作出的符合黨心民心的鄭重選擇,這也是六中全會的一項重大政治成果,必將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其次,強調了對“關鍵少數”的約束力。六中全會突出了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比如,在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強調了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必須以上率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在黨內監督方面,必須牢牢抓住主要負責人即“一把手”,充分履行管黨治黨責任,自覺履行自我監督職責。

再次,強調了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嚴謹性。《條例》強調,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這意味著監督者本身也要受監督。這是一種貫穿整體的監督形式,即通過強化自上而下的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監督、相互監督三個維度,實現內部制衡、自我監督。此外,把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結合起來,有利于把全面從嚴治黨融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從而把黨的建設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融為一體。

最后,強調了明責、問責。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再好的制度、再好的倡導,如果沒有專門的問責主體,都會變成稻草人。六中全會把黨中央統一領導監督工作與分層監督結合起來,把紀委的專責監督與監督主體的多層性結合起來,梳理了問責主體的職責,對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六中全會把制度建設擺在管黨治黨的突出位置,就是要用制度的邊界規范行為的邊界,用制度的力量激發人的力量,用制度的權威塑造黨的權威和黨中央的權威,最終通過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發揮黨內監督的政治保障作用,培育出具有歷史傳承與時代特色的黨內政治文化,構建山清水秀的黨內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