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惡揚善解決“不敢救”

面臨“扶不扶”和“救不救”的選擇時，施救者最糾結的是“不敢救”。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被媒體廣泛傳播后，該案幾乎成為“社會道德滑坡”的符號。多地的類似事件，都被貼上了“彭宇案”的標簽。然而，就在2012年，彭宇公開向媒體承認，自己確實碰撞了老人。從“彭宇案”到“扶老人”引發的爭議案件，無論真相如何，類似事件正在消耗社會正氣，也讓很多好人面臨道德選擇時知難而退。

“好人法”的出臺，無疑具有示范作用和指標意義。但如何在實際操作中落實，才是引導“好人回歸”的關鍵。

有專家指出，在“扶不扶”的抉擇中，救助者可能面臨兩種法律風險：其一，如果沒有目擊證人或現場監控，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是事故的制造者，要求救助人承擔全部責任；其二，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處理不當，加重其傷情，要求救助人承擔加重部分的責任。

對此，各地“好人法”提出的“追究惡意索賠”“社會急救免責”等原則雖然具有針對性，但在實踐中尚缺乏具體細則，法律條文有待細化。

殷嘯虎表示，應當在立法內容上明確“好人”的免責條款和救助條款，明確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者可以免除其責任。而對于一些非確定法律概念引發的責任，應當作出有利于“好人”的價值判斷。

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認為，被救助人僅僅表示“救助人”就是“致害人”而索要賠償，既難以證明這樣做嚴重侵害他人名譽，也難以評價為客觀上的誣陷、誹謗。因此，實踐中尚未出現此類事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先例。

專家認為，從“以儆效尤”的角度來說，除了通過民事訴訟回擊“碰瓷”行為外，還應通過其他社會救濟途徑補缺。例如，地方立法機構可出臺相關規定，將訛詐行為記入個人信用系統，提高對違法違規行為的威懾力。此前，深圳救助人保護權益規定就明確，被救助人誣告陷害救助人的，處理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通知公共征信機構，錄入個人信用記錄系統。

而從“賞一勸百”的角度而言，還要大力逐步健全正面獎勵見義勇為的相關法規。例如上海“好人法”就作出規定，鼓勵社會組織通過商業保險、獎勵等形式，支持和引導市民參與緊急現場救護。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建議，也可以設立救助基金保障好人出手相助，一旦出現法律適用爭議問題，由救助基金來彌補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