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故居：歷史性的會見

1918年5月初，由于西南軍閥和政客陰謀改組護法軍政府，孫中山憤然辭去海陸軍大元帥職務。6月26日，他乘船回到上海。

隨即，孫中山入住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旅居加拿大的幾位華僑鑒于這位開創共和的元勛與夫人長期居無定所，就集資贈送一座住宅；　他聞訊后不肯接受，經大家反復勸說并考慮到便于革命工作，他才接受下來。這是磚木結構的歐洲鄉村式小洋房，外墻飾以灰色卵石，屋頂鋪蓋洋紅色雞心瓦；底層為客廳和餐廳，樓上是書房、臥室和小客廳；樓前有正方形草坪，三面繞以冬青、香樟和玉蘭等。從此，夫婦倆終于有了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家。在書房內，孫中山曾一次又一次地沉思，總結革命經驗，探索革命新路，并發奮撰述完成了《孫文學說》（又名《心理建設》）和《實業計劃》（又名《物質建設》）等，他的重要著作《建國方略》即包括《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個部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孫中山熱忱支持，他立刻致電徐世昌“責以不能為賣國者庇護，且不能妨礙學生與各界之愛國運動”。經孫中山指派，上海　《民國日報》　總經理邵力子于5月6日赴復旦大學，在該校飯廳發表演講，通報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　全體學生熱血奔涌，馬上行動起來，聯合上海各學校通電營救北京的被捕學生，并籌建上海學生聯合會。5月29日，上海學聯正在考慮總罷課后該如何動作，孫中山又派代表約見負責人，鼓勵學生喚起民眾，與各界聯合起來，同時建議學生抓住時機，大膽去租界游行，擴大影響。那時，租界不準學生游行，一旦學生與巡捕起沖突被抓，根據所謂“領事裁判權”，中國律師不能出庭辯護，孫中山特聘請了外國律師，以便在需要時出面交涉。5月31日，上海學生破天荒闖進租界公開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在社會上產生極大的影響。6月2日，孫中山在寓所接見上海學聯會長何葆仁、總干事朱承洵，聽取此次游行經過和一些教會學校阻撓破壞的情況匯報后，他高興地說：“你們能攻破上海這個　‘頑固堡壘’，是很了不起的勝利！”在對五四運動進行支持的過程中，青年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所產生的巨大力量、新的思潮對廣大青年的強大號召力，也給了他深刻的印象，使他開始調整革命的方略，以便“重新創造一個全民所有的新國家”。10月10日，孫中山在滬宣布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廢除舊的總章，公布新的規約，設本部于環龍路44號。

1920年11月25日，孫中山由滬赴粵重建護法軍政府；　翌年5月5日，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叛亂；　他指揮反擊受挫，于8月14日回到上海。

不久，李大釗由杭州到申城，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上海孫中山寓所拜訪，兩人曾多次交談。李大釗對歷史、哲學的獨到見解，以及對世界思想潮流、國家政治建設等的精辟看法，都引起年長二十余歲的孫中山的重視。兩人談興甚濃，論及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竟接連幾個小時不止。李大釗在后來撰寫的　《獄中自述》　中，記述了這次歷史性的會見：“釗曾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亙數小時間……”宋慶齡也曾回憶此情景：“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

在此前后，孫中山還會見了共產國際使者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蘇俄代表越飛等。尤其是從1923年1月18日起，孫中山在寓所同越飛數次交談，商討國民黨改組等問題。1月26日，他們聯名發表了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2月15日，他由滬赴粵，在廣州設大元帥府，就任大元帥。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標志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11月17日，孫中山由粵返滬，在寓所接見各界人士，闡述了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11月19日，在寓所舉行記者招待會，申明謀求和平統一的主張。11月22日，孫中山毅然偕宋慶齡等離滬北上，他再也未回來，因積勞成疾于翌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臨終前，留下了《家事遺囑》，其中說：“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孫中山逝世后，宋慶齡繼續在原址居住，直至1937年冬移居香港。抗戰勝利后，宋慶齡回到上海，將該寓所移贈給國民政府，作為孫中山的永久紀念地。如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早已名揚海內外，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故居內部陳設絕大多數是原物，并根據宋慶齡生前的回憶按原樣布置。

上海孫中山故居和寓所舊址、遺址，都是申城寶貴的文物資源，它們見證了一段風云激蕩的歷史，凝固了一代偉人的光輝足跡，構成了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