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回到現實當中，我們不得不思考和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在同一領域中非公有制經濟和國有經濟能否享受平等地位？”蔡學恩表示。他說，一部分基層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中，對民營企業處理時往往受到某種慣性影響而不能平等對待他們，有些地方甚至有種錯誤觀點，覺得國有企業的經濟利益比民營企業的利益更重要。

蔡學恩還提及現實當中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當一家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發生官司時，如果需要對到底是違反政策還是違反法律進行界定時，對民營企業可能要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明明只是違反政策，可能由于分析不周而把他當作違反法律的案件來處理，導致很多民營企業領頭人在政策和法律都不明晰的情況下受到不公正對待，在人身權利上受到強制性擠壓，甚至長期擠壓。這種情況將導致企業萎縮甚至破產。

必須看到，一些地方有這樣一種做法：一旦發現甚至是捕風捉影地發現某家民營企業有違法嫌疑，就出動公檢法把人家企業包圍起來，查封賬戶并把董事長羈押。蔡學恩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其實完全可以不進行羈押，而是采取取保候審等措施，待事實查清楚后再做處理。經濟犯罪與暴力犯罪不能等同視之，其法律和社會危害性是不一樣的，要準確理解，能不羈押盡量不羈押，能不采取強制措施盡量不采取。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廣東在這方面走在了前面，例如東莞市中院制定了《關于在執行程序中正確適用罰款措施和拘留措施的工作指引》，對以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為被執行人的案件，依法審慎采取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對非公有制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負面影響，促進各方當事人實現互利共贏。

蔡學恩語重心長地對記者說：“‘執行程序中正確適用罰款措施和拘留措施’，這句話你一定要寫到文章里去，這是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司法保護的核心之核心。”這句話意味著采取任何強制措施一定要采取審慎的態度，即使不得不采取強制措施，也不能影響民營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那種動輒以法律名義把民營企業老板抓起來，繼而導致企業破產被整死的做法，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做法可能導致一家二三十年的民營企業在一夜之間倒閉，這絕非司法之目的。

更有甚者，民營企業在打贏官司后還常遭遇司法執行難的問題，涉及民營企業的案件常久拖不決。司法界有句名言：“遲來的公正不叫公正。”意思是說這個公正本來是幾個月之內就應當還人家的，但如果10年以后再還人家，還有什么意義呢？蔡學恩激動地說：“對于民營企業來說，面對瞬息萬變的國內、國際市場，怎么會有那么多時間成本消耗在無休止的等待中，浪費在司法爭議的過程中？還做什么市場經濟呢？”

比如，一位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湖北省某民營企業董事長曾有這樣的遭遇：他在2001年打贏過一個官司，標的金額不過十幾萬元，但拖了13年才得以執行。2013年他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后向更高級法院反應情況，次日各級法院30多人出動，此判決立刻得以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