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規定涉嫌就業歧視

針對京滬兩地的戶籍限制，宋月萍認為，網約車也是服務行業的一種，其他服務行業很少有戶籍的限制，為何這個行業要設定戶籍門檻？這種規定涉嫌就業歧視。

宋月萍特別指出，國家正在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外來人口在城市長期從事非農產業，他們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城市，成為城市建設的動力之一，在一定條件下可轉為城市市民。而京滬兩地的規定在戶籍上做文章，是典型的“建設時需要你，共享時忘了你”的思維。

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振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指出，“平等權”和“勞動權”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我國的勞動法和就業促進法更明確規定，公民享有平等就業和自由擇業的權利。顯然，京滬兩地網約車細則相關規定不符合憲法和相關法律的精神。

另外，他還特別提醒，不恰當的管制，對網約車行業發展不利，而最終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另外，制造新的“戶籍福利”不僅會帶來新的“戶籍交易”，還可能產生權力尋租。

與委員、專家們的擔憂不同，晏芳麗更擔心的是，一旦北京的實施細則正式實施，是否還能便捷地打到網約車，價格是否會上漲。

對于各地的征求意見稿，滴滴相關負責人已經對媒體表示，達標網約車數量預計將大幅縮減。按此標準，滴滴達標的網約車僅為目前總量的5%。按照目前上海網約車數量約30萬輛計算，達標網約車數量約為1.5萬輛，相當于上海出租車數量的1/4。

“有了戶籍和排量、軸距等方面的限制，網約車數量減少，勢必會導致打車費快速上漲，一部分人可能用不起網約車。”許進如此表示。

精準決策讓網約車新政順應民意

網約車已經走進百姓生活，成為人們出行的重要選擇。許進認為，對于這種和百姓利益息息相關的決策除了要進行公開征求意見外，還應進行聽證，進一步征求網約車平臺、網約車司機、乘客和出租車司機等各方意見，做到公平、公開、公正、透明。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那種以“試錯”為基點、錯了就改的傳統的行政思維，會浪費大量的政策成本和社會成本，在亟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今社會，必須摒棄。

熊思東認為，實施細則需要更多的數據支撐，比如，應該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對目前市場上的網約車數量進行摸底；另外，對于網約車排量和軸距的規定為什么是現在的數值，如此設置其安全性如何？應該通過大數據進行分析，給公眾一個更為清楚的解釋。

正如施杰所言，人民利益是政府決策的出發點，網約車實施細則的制訂應成為尊重民意、科學決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