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間中央經濟工作的一條主線，穩定短期經濟增速的目的是為改革創造良好環境，是為改革服務的。但實際上二者并不沖突：在長期意義上，改革本身也是宏觀調控措施的組成部分。雖然其效果顯現未必立竿見影，但對于增強我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和國際產業競爭力，卻是治本之策，因此也可以視其為長期穩增長措施。

今后一個時期，在考慮對宏觀經濟進行預調微調的時候，將頻繁遇到穩增長與促改革兩個目標以誰為先的問題。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主線地位，并不影響其與穩增長的策略互動。在進行具體政策部署的時候，兩個目標完全有可能成為交互主題，急者為先。只要經濟形勢沒有危及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各項改革措施完整落地就始終是經濟工作的主題；但在經濟下行幅度超越底線可能危及改革時，穩增長任務顯然更為急迫。

增加投資對于擴大內需和穩定經濟的作用明顯，而且總體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運行。國家增量投資集中于基礎設施薄弱環節和第三產業，產能過剩行業如采礦、鋼鐵、有色、通用設備制造等投資增長較少甚至是負增長；而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水利、教育、文體行業和公共管理業的投資增幅較大。在投資拉動和其他政策措施的配合下，今年以來我國大體實現了消費穩定增長和物價穩定，新增就業數量保持在合意水平，這些關鍵性指標對于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十分重要。

當然，目前還有一些經濟指標仍然不盡如人意，比如出口的下滑趨勢仍然沒有得到完全扼制，人民幣適度貶值有利于出口增加，但出口品總體附加值不高這一根本問題仍然制約著出口部門競爭力，需要施加更多的補短板措施進行改善。再比如，今年以來一類城市和部分二類熱點城市的房價明顯上漲，表明資產泡沫仍在膨脹，客觀上有利于房地產去庫存，但在未來仍有可能刺激房地產過度投資，增加居民房地產貸款類債務負擔，抑制當期消費。如果不有效解決現行金融體制和地方財稅體制的房地產中心化問題，房價高啟仍會成為長期干擾經濟穩定的因素。

穩增長與促改革措施潛在矛盾

穩定短期經濟增速的措施旨在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環境，可如果不能很好協調解決兩者的潛在矛盾，有可能導致某些穩增長措施減緩甚至阻礙改革，不利于我國“十三五”期間主線戰略的實施。目前看，這些潛在矛盾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穩增長目標為相關主體延緩改革提供借口。同認真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相比，各家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等更加熟悉和偏愛穩增長措施。這些措施符合相關主體的行為慣性，可以創造經濟增量，不傷及既得利益群體，而且措施的效果可量化，直接可視。相反，一些觸及體制根本的改革政策，不僅涉及利益調整，實施難度大，而且短期效果不明顯，或者效果難以量化。顯然，在同時面對穩增長和促改革目標的時候，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有更大動力優先實施穩增長措施。過分強調穩增長目標有可能為相關主體延緩改革措施落地提供借口。

二是某些穩增長措施可能減弱國企改革動力。外部環境壓力對于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具有促進作用，“形勢倒逼改革”在我國早有成功經驗。目前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拉動內需為主的穩增長措施，客觀上增加了物資消耗量，動員了周期性行業內的過剩產能。近期煤炭和鋼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與此不無關系。隨著經濟形勢趨穩和產品價格上漲，周期性行業內的國有企業和間接受益企業的經營狀況會有所改善，加快改革的壓力隨之減輕。而且隨著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如果不施加額外的紀律約束，某些已經淘汰的落后產能還可能以多種方式重新被利用起來，導致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在傳統外延式增長方式下失效。

三是穩增長政策作用機制難以彌補產業短板。目前的穩增長政策作用機制仍然是政策引導——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響應——金融機構支持的傳統方式，這一作用機制對于擴大內需和動員國有企業剩余產能會有一定作用，但對于調動民間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彌補供給側短板的作用則比較有限。

高效率的產業投資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步驟。目前，民間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制造業投資的主力。在經濟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民間投資仍不乏大手筆，凸顯經濟轉型孕育大量投資機會。根據1500余家民營上市公司的半年報，這些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支出約2000億元，同比增長16%，達到四年來的最高水平。農業、電氣設備、計算機、通信、醫藥等行業上市公司的投資支出有較大幅度增長。考慮到上市公司較少受到融資約束，影響投資活動的主要是投資機會和預期，投資大幅度增加表明企業仍然看好行業前景，因此可以說當前我國的經濟調整，并沒有造成市場需求和投資機會的明顯減少，如果國家從政策和融資方面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多便利，完全有可能調動其他非上市民營企業的投資活力。

四是部分穩增長措施可能產生后續影響。通過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內需，國有企業是主要載體。按照傳統政策作用機制，國有企業對外融資主要依賴銀行貸款，根據財政部統計，截至7月末，國有企業負債總額達到83.7萬億元，同比猛增17.6%，而且負債增速明顯超過同期的資產增速和所有者權益增速，導致整體資產負債率達到66.2%，超過同期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10個百分點。盡管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央企業負債的增加源于穩增長措施。但某些措施對于國有企業債務的后續影響顯然存在。妥善處置國有企業債務，是去杠桿的核心任務。繼續以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舉債方式推動基礎設施投資，有可能增加去杠桿的難度。

以最小代價保持經濟穩定

我國正面臨保持短期經濟穩定增長和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經濟轉型的雙重任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優勢和積累近40年的改革成果，使我們有信心和實力同時實現兩大目標。但仍然需要全面重視增長與改革的成本問題，力爭以最小代價保持轉型期經濟總體穩定。

為此，需要更好地設計和實施穩增長措施，讓它們可以更好地為改革目標服務：一是適當弱化對于地方政府的穩增長目標考核，減少強制和半強制性基礎設施新開工項目數量、投資規模和地方資金配套要求，讓地方政府可以集中精力確保中央各項改革措施全面落地。

二是調整穩增長措施作用機制，打破政府——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這一傳統閉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引入民營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同輔助政府做好穩增長工作，同時增加國有企業加快改革的外部壓力。

三是將投資拉動內需的實施領域延伸至產業部門，增加政府和國有企業在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有效投資，促進與民營企業在產業層面的合作，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多實質性的政策和融資便利。

四是處理好穩增長與去杠桿的關系，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對外融資可與深化國企改革緊密聯系起來，更多采用股權融資方式，減少加杠桿操作，弱化穩增長措施的后續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