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中秋節，位于西安市長安區的西安城市建設職業學院部分大二學生過的憂心忡忡，因為放假前收到老師通知說即將去江蘇的工廠“實習”，讓他們提前做好準備。（9月18日《華商報》）

按照校方的回應，讓大二學生去外地不同的單位，不是實習，而是一種認知實踐，是想安排2000多名大二學生通過實踐提前對職場、對社會有所了解，以增加學習的壓力和動力，適當給孩子們一些危機感和緊迫感。這種出發點似乎并無破綻，但問題在于，連專業課都沒上，就這樣把學生推向工廠，到底能得出怎樣的認知？

結合以往的新聞來看，職業院校的學術提前進入工廠“實習”的現象并不少見。去年，有媒體就曾報道，目前在珠三角各類電子廠的生產線上大約有三成工人其實都是一些來頂崗實習的“學生工”。據媒體報道，類似這種頂崗實習的“學生工”，其實并不違規。教育部、財政部2001年曾印發了有關《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其中就涉及這類在校生到企業實習生產同時獲得勞動報酬的情形。但規定中同時明確了“不得安排一年級學生到企業等單位頂崗實習”、“實習單位應向實習學生支付合理的實習報酬。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扣發或拖欠學生的實習報酬”等內容。

西安城市建設職業學院安排大二學生實習似乎符合規定，但“一個月480元工資”是否稱得上是“合理的實習報酬”卻嚴重存疑。與此對應的是，媒體此前的報道透露，學校每送一個學生到工廠上崗6個月，學校通常能從工廠拿走一筆可觀的勞務費，“現在的行情是每人10000元，最低的也低不過8000元”。若這一信息屬實，則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學生所謂的實習，不過是校方與工廠之間的一種雙向交易。那么，在家長和學生報考學校之前，校方是否提前告知了這一“培養”模式？

長期以來，包括不少學生和家長在內，似乎已經認定，在就業壓力客觀存在的今天，學生越早進入“實習”階段，就越容易適應未來的就業與競爭。特別是在職業技術學院，這種認知或更為強烈。多數職業院校的實習安排，都能獲得學生的“無條件”認同，與此社會心態或不無關系。

然而，且不說提前進入“工作”狀態的學生，是否真能獲得想象中的競爭力，這種認知也大大窄化了大學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內涵。一來，技能傳授僅僅只是職業教育的一部分，它還包括對于人的價值觀、身心的全方位塑造，若把職業教育完全等同為學一門專業技術，又何須進入專門的大學？二來，任由學校與工廠之間以交易的形式安排學生實習，只會令職業教育更為功利化和浮躁化，當職業院校只是充當了“實習”中介所的作用，職業教育拿什么來獲得正名？又何以培育真正現代的產業工人？

而當企業用工荒被大批提早進入工廠的“實習生”來彌補，也在客觀上扭曲了正常的市場用工需求和勞動價值。既不利于倒逼一些粗放式增長模式的工廠的轉型升級，也延緩了經濟結構性危機被發現和應對的過程。

西安城市建設職業學院安排學生“大二實習”或只是當前“學生工”現象的一個縮影。它揭示的或是職業教育與當前市場用工領域中的雙重危機。正常的職業教育本應該是要為產業發展的轉型升級提供必要的技術和人才支撐，然而，當職業院校的學生過早成為“實習生”，卻很可能只是再一次為企業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這與職業教育的初衷和產業的發展升級需要恰恰是背道而馳。對此，相關監管部門不能不有實質性的干預措施。（朱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