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典籍散亡，一般并不為人注意。如中國這般擁有古老文字的國度，而今古典書籍之佚亡可稱無數。在我國，明治初年發行量極大、極普通之書，僅僅五十年后之今日，已成珍書，坊間殊不易得。所幸我國名門舊家珍藏千年以上之古典書籍，傳至今日者亦不在少數，且當中包括大量中國本國已然散佚的珍貴漢籍，此點頗值吾輩為傲……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突如其來之關東大震災、火災，是為有史以來未曾有之慘事，遭遇破壞滅絕的一切事物中，也有我國上下三千年的文化產物———此等希覯之典籍，化作烏有。以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為首，故黑川真道翁、安田善之助氏等多位藏書家之珍秘俱已亡失，再無重見之可能，任何人都可于典籍保存受到非常之沖擊。這些歸于灰燼的秘籍珍書，當中不乏因從前制作了復制本而得以保存原貌者，但僅極小一部分。若將來再有不測之天災，奇跡般保存千余年的貴重圖書，恐怕就不能見到全貌。念及此點，愈發痛感復制是為急務。本社有關復制印行秘籍珍書之計劃，實始于兩年多前大地震不久之后。

秘籍珍書大觀分為秘籍大觀與珍書大觀兩類，前者主要是日本古鈔本、古版本、中國已亡佚的漢籍，后者主要是日本文學相關的寫本及刻本、浮世繪等。制定計劃者都是相關領域的專門學者：狩野亨吉、吉澤義則、內藤湖南、黑板勝美、藤井乙男、新村出。一見可知，選擇漢籍書目的是內藤湖南。而在1925年9月，內藤湖南的確與神田喜一郎、小島祐馬同往圖書寮調查善本，正是為影印稀見漢籍作準備。同年10月4日，內藤湖南致武內義雄信中稱：此次大阪每日新聞社計劃大量出版秘籍珍書，圖書寮藏尚書單疏已獲許可。欲復制貴大學所藏舊狩野博士書中優秀之本。大阪每日新聞社社員此后會專門為此事拜訪，希望可提供方便。

1928年7月，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秘籍大觀”第二集，圖書寮藏宋刊《尚書正義》精印珂羅版面世，即1925年致武內書信中云“尚書單疏”者，內藤為之寫下極為精詳的解題。此番制作者是京都的小林忠治郎。而在1 9 2 7年之初，董康也已在小林家中見到此《尚書正義》樣本，贊美“幾可亂真，深服其技術之精”。成書后，很快寄贈北平國立圖書館（當時為北平北海圖書館），由錢稻孫翻譯解題，載于民國十九年第四卷第四號《館刊》。日后，此書收入《四部叢刊三編》。

而在1928年，內藤湖南還與高木利太、黑板勝美等人發起組織“貴重圖書影本刊行會”，發行所設在中村便利堂內。中村便利堂是做租書店起家的印刷出版公司，1887年創業，1905年設置珂羅版印刷工廠，初期主要制作珂羅版風景明信片。“秘籍大觀”第一期中圖書寮藏古寫本《日本書紀》，就由便利堂承擔復制工作。小林寫真所、中村便利堂，是日本近代攝影史上的重要技術者，參與了大量古籍復制的工作。

1930年，圖書寮也開始了典籍復制事業，可視為日本的國家事業。第一種復制的是日本史料《看聞御記》，在頒布的刊行計劃里，言明復制事業之大要：

因大震火災，無比貴重之典籍慘遭亡佚，作為現代文化事業的古典珍籍之復制刊行，或因近時學問及思想取向，或以名門富豪之篤志，或以學術協會之推廣，乃得廣泛進行，是為學界乃至思想界可堪祝福之處。當是時，于和漢古文獻襲藏無比豐富之圖書寮，亦始復制刊行之事業，相信是極有意義且勢在必行之舉。其制作副本者，首先從貴重圖書御物中挑選善本五十余種。所適宜者，譬如世間所希望刊行且應刊行之物，但因分量過大導致經費過昂、最終難以期望之書，由本寮復制與原版相同之副本，原本用于保存，副本便于一般使用。于是，原本得以永永保存，且得長存于世，裨益學界亦不在尠少。有關復制影本書目，本寮計劃定為每種百部，經費自負，余者頒諸有志同道……

以上可知，圖書寮的復制事業不僅是因大地震的刺激，還受到民間機構的啟發，且特意挑選一般財力很難應付的大部頭典籍。第一批計劃復制的書單里，漢籍約占六成，其中僅宋版書就有26種，超過半數，且的確包含《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等大型典籍，足見圖書寮所藏漢籍之豐，也可見選定書單時對漢籍的重視。畢竟在當時的日本，本國文學及本國史的經典更多地受到人們的重視，且從數量而言，也更多地被復制。

遺憾的是到戰前為止，圖書寮主持的復制事業僅完成《看聞御記》一種，并《群書治要》的一部分。不過，圖書寮首批計劃復制的漢籍里，戰前也有幾種由中日兩國其他機構、個人復制刊行，如前文論及的大阪每日新聞刊行、內藤湖南選定的宋版《尚書正義》（后此書亦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如收入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宋刊《三國志》，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的《太平御覽》，收入《中華學藝社輯印古書》的宋版《論語義疏》等等。

要之，日本公私圖書館機構大規模開始漢籍復制事業，是因關東大地震帶來的強烈危機感。此前已運用在復制美術品、文物事業中的珂羅版技術，因其圖像精美逼真、可以極高程度保留原本信息、保存耐久等優點，而成為保存善本的不二之選。關心此項事業的學者，如內藤湖南，與小林忠治郎、便利堂等珂羅版技術者早有合作，已有相當成熟的復制經驗。因此，圖書寮制定的典籍復制計劃，也受到他們的直接影響，并很自然地選擇了有此經驗的技術者。學者選定善本書目，自己最感興趣、學術價值很高、又方便操作的小型書籍，可以私家刊行。官方更側重復制大型圖書，與民間、私人工作互補。然而因戰爭之故，不論官方還是民間，典籍復制事業都無奈終止。（蘇枕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