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禁令之下的中秋節，“天價月餅”鮮見蹤影，高端禮品餐飲市場應聲遇冷。然而，嚴令之下，不斷翻新的送禮方式，更加隱蔽的貪腐行為，也挑戰著節日禁令。當大包小包的登門送禮變成微信送禮的時候，腐敗“隱身衣”需要更為精細的反腐舉措。

上門送禮的不見了，變成了到辦公室送卡。到辦公室送卡的不見了，變成了用快遞送禮。用快遞送禮的不見了，如今又變成了用微信送禮。從這些變化中讓我們感受到了兩點：第一個感受就是，反腐的力度，反腐的決心越來越大，從國家層面，對于這種腐敗形式是零容忍的。第二個感受就是，無論查處多么嚴厲，總會有一些人抱著幻想過日子，也總會有新的腐敗形式產生。

送禮的方式越來越隱蔽了，這也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就像這個新出現的微信送禮一樣，很多地方都開始重視。在這個中秋節來臨的時候，發布了不少涉及微信送禮的禁令。寧夏紀委要求當地紀檢干部盯好微信送禮；廈門紀委要求嚴查微信紅包；內蒙古紀委規定，對于接收微信紅包的干部將嚴肅查處。這些規定都是好的。

問題是，僅僅有了禁令，僅僅有了重視，就能讓有想法的送禮者不發送微信紅包嗎？就能讓有想法的干部不點開微信紅包嗎？很顯然，這是個難題。用微信送禮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付出”，他們在發出了微信紅包的時候，不會自己舉報自己。而點開微信紅包的干部，也是歡天喜地笑納的，他們既然點擊了，也不會主動上繳這筆資金。而由于發紅包和收紅包只是兩個人的事情，也就很難敗露了，監管部門如何知道？

微信送禮，之所以可怕，是因為這種形式處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層面。不像傳統的送禮，還能露出狐貍的尾巴。比如上門送禮，就可能被其他人看到，而去舉報。比如到辦公室送禮，也可能被其他同事看到。比如有的人送禮，還需要通過秘書和司機這樣的環節，也可能被知情者反水。而微信送禮則不然，從正常的渠道是很難發現的。

盡管說，監管部門發誓要加大對微信紅包的打擊力度，問題是，你該如何去發現？連發現都發現不了，如何打擊？有人說，微信送禮沒有多么可怕，畢竟微信設置了最高額度，不會太多。但是，要知道的是，送禮者可以分幾次發紅包，可以分好幾天發紅包。積累起來可能就是不小的數字了。

微信紅包送禮，不能只通過普通渠道監管。這就需要紀委部門拿出一個更好監管方案，用非常態的辦法去監管。目前微信已經實現了實名制，這給監管留出了空間。紀委是不是可以將官員以及其親屬的微信進行登記，在必要的時候查看領取紅包的記錄？是不是可以對微信運營商進行約束，讓他們及時將可疑的紅包數據反饋給紀委，比如同一個號碼多次向同一個微信號發送最高額度的紅包信息等等。

中秋節打擊“微信送禮”說易行難，需要非常規武器。（郭元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