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討論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斷豐富，目前人們對國企改革在認識方面的重要收獲是，對國有企業應當區分“公益”與“盈利”兩種類型進行分類改革與監管，各方已經達成共識，并且正在為轉化成國家政策而付諸實施。筆者認為，競爭性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標，國企的盈利性功能屬于企業個體“自發”決策范疇，在一個公平、健全有效的競爭環境中，各類企業藉由競爭進行優勝劣汰，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目標，從這一意義上說，國企改革盈利性功能的實現需要依托于宏、微觀層面的市場制度構建。在現階段，國企改革存在的突出性問題是宏、微觀層面的收益分配問題。

國有企業的公益屬性

目前具有普遍共識性的觀點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國有資產存在擔當基礎保障與糾偏功能；同時，出于國家安全等戰略性考慮以及承擔高風險新興領域的開發，也需要國有經濟擔當引導、保障功能。由此，國有企業應當存在于市場競爭不能涵蓋的“失靈”區域，或者因國家戰略安全需要而限定競爭的領域，這就“先天性地”決定了國有企業具有在宏觀調控、紓困民生中謀取全民福祉最大化的公益職能，而不只是一般性企業單純追求盈利最大化的功能，這是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主要區別。國有企業是否應該擔當“公益”功能？基于這一認識，答案無疑是肯定的。而由企業的競爭性與盈利屬性所決定，目前人們認識分歧主要集中在盈利性國企是否應該追求完全的盈利性方面。目前主流觀點是，盈利性國企等同于其他所有制同類企業，應當實現公平與充分競爭，但其所在行業不應當形成國有資本的完全壟斷，應該對這些行業放松準入管制，創造各類企業進行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由此才能更好實現全社會范圍內的產品與服務供給的效率目標。但即便競爭性國企，也需要擔當公益功能。

對國有企業“公益性”議題，需要厘清兩方面的認識誤區，一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公益性，與計劃經濟高度控制之下普遍、完全的公益性相比有它的清晰邊界，本質上完全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企公益職能本質是解決市場失靈與資源產業配置的戰略引導，職能實現的方式是依靠市場而不是行政計劃。二是在國企盈利與公益關系方面，國企擔當公益功能并不完全排除其為了維持正常運行而允許追求一定程度上的保值與增值。這種建立在公益性前提之上的資產保值增值職能體現出國有企業一定程度的盈利性，但毫無疑問，這種盈利應當受到管制，不能產生沒有節制的暴利。而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盈利性國有企業，其與非國有企業的職能一樣，主觀上著眼于股東利益最大化，客觀上創造就業與稅收，其在公益性方面的體現是自身所應當肩負的戰略保障與產業引導等職能，這些職能也決定了盈利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本質區別。

宏微觀分配問題

從當前來看，國企改革的一個突出任務是解決兩類委托-代理條件下的宏、微觀分配問題。企業的本質是一種契約安排，而國有資產管理涉及兩個層級的委托-代理問題，第一層級即是“國家代理人”受全體人民委托在謀取“國家租金”最大化目標之下，對國有資產行使占有、使用、收益與依法處置代理權，由此形成的委托-代理關系；第二層級是企業經理人受所有權人委托，進行具體的國有資產經營與管理而形成的委托-代理關系。

就分配效應而言，兩類不同代理關系涉及不同層級的分配問題：第一類委托-代理關系更多涉及到宏觀層面的分配問題，第二類信托關系則更多涉及微觀層面的收入分配問題。

宏觀層面的分配關系取決于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如前述提及的公共物品、外部性、自然壟斷等“市場失靈”因素的存在、國家戰略安全需要以及我國基本制度規定的國有資本在競爭性領域發揮的主導、引領作用等。而國有企業的宏觀分配功能體現在企業與政府之間、企業所屬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目前的問題主要在于政府與企業的收入分配關系，國有資本租金收費較低以及中央與地方企業上繳紅利過低等問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資源掌控程度，表現為中央級企業大多形成壟斷地位，地方政府之間結構差異明顯，國資運營收入差異較大，成為地方財力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最終反映在地方財政收入與地方事權匹配度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國有資產管理中的微觀分配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高管與國企員工之間的初次收入分配約束關系。在我國，國有企業高管薪資一般是以政府管制方式進行規范，但我國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高管一般具有行政級別，其組織級別、工資福利待遇涉及組織、人事、國有資產、財政、審計等多個部門，暫時尚沒有統一的法律規定與明確的部門單一管理機制，國務院較早前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即是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中央組織部、監察部、財政部、審計署、國資委等單位聯合發布。二是國企員工身份限定，一部分員工擁有“全民所有制”編制身份，一部分員工實行“雇員合同制”，其在工資、社保等福利待遇方面差距較大，沒有實行同工同酬。由于各項管理機制以及市場機制本身不健全，同時也有“政府失靈”等原因、內部人控制等道德風險以及規則與信息不透明等問題存在，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

國有企業非市場化分配問題，還涉及國有資源配置方面的效率與公平問題。由于決策者與代理人實際存在的關聯關系、國有企業制度強勢以及通常情況下壟斷帶來的市場優勢等原因，社會資源實際上傾斜于國有企業而不是民營企業。這一效應突出體現在信貸政策、信息優勢以及地方政府具體計劃制定等方面，如國有企業總是會先于私營企業取得額度以及低成本資金，政府對新技術企業的扶助資金，國有企業通常會比私營企業更具有優勢等。國有企業同時存在過度占用社會資源、壟斷等等問題，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缺乏。改革涉及建立宏觀層面的健全、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以及微觀層面的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之下的企業內部治理機制。

利用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

國企改革需要利用資本市場平臺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筆者認為，應當看到資本市場對國企改革全方位的基本保障功能，正常發揮這些功能才能較好地實現改革目標。

這種功能體現在：資本市場為國資提供市場化的資產證券化定價機制，資產證券化后將對國有資產進行定價，同時暴露低效與無效資產，使國有資產估值邁向市場化。資本市場也給地方國資改革提供一個有效的資本運作平臺，通過收購兼并與被收購兼并等行為，將體現出更加便捷、更有效率，也更為公平的特點。地方國資證券化也可以與地方政府債權融資形成互動，股權融資機會增加有助于減少對債權融資的依賴，以此可以優化負債結構。最后，國資保值增值可類似于基金凈值排行，使得國有資本經營考核與監管更加便捷。

當前來看，應當強化國有資產主體行為人尤其是控股股東、社會相關中介機構等主體的責任，促使上市公司依靠誠實經營與真實業績成長實現資本增值。由此將保護投資者利益落到實處，穩定與提升市場情緒，而穩定的市場也是國企改革得以有效推進的基礎。

筆者認為，市場希望國企改革能夠體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指導原則，能夠實現經濟、社會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宏觀目標；能夠區分公益性與盈利性不同所有制企業類別，分類實施改革，完善與提升公益型企業的基本公共服務職能與效率，更好擔當政府基本的服務與社會保障職能，優化盈利性企業所有制結構與國有資本收益實現方式，構建各類企業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讓各類企業一道公平地參與競爭；構建健全有效的、符合市場經濟要求與我國國情實際的現代企業制度，保持國有企業的長久活力等。

對證券市場而言，人們期待為國企改革提供健康良好、預期穩定的市場環境，也給投者資者提供更好的投資與交易機會。

國企改革是近年經濟界廣泛關注的熱點話題，有鑒于國企改革與資本市場緊密互動，國企國資改革因而也是證券市場高度關注的熱點。關于國企改革這一話題，就當前的實踐與認識而言，國企改革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探索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