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一部盜墓題材的電影《盜墓筆記》引起了不少影迷的熱捧。近年來，盜墓小說、盜墓電影廣受歡迎，曲折離奇的情節、帥氣逼人的明星、天花亂墜 的珍寶，無不使之成了年輕人追逐喜愛的對象。然而，作為違法犯罪行為，盜墓題材是否應該搬上銀幕？文藝作品應該如何呈現盜墓行為？此類討論也隨之成了熱門 話題。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學部委員劉慶柱，聽聽考古專家對于盜墓題材影視作品火爆現象的剖析。

電影鏡頭

1 盜掘屢屢迫使古墓“搶救性發掘”

劉 慶柱指出，如今國家對大部分墓葬的主要發掘都是由于面臨盜墓的危險“不得已而為之”。令劉慶柱印象極深的是在曹操墓發掘過程中親眼所見的景況。2006 年，安陽縣一個農民在澆灌自家田地的時候，發現地里的水怎么澆也澆不滿，都會朝著一個方向流去。順著水的流向，一個一米大的盜洞呈現在人們眼前。當考古工 作者到達發掘現場時，眼前的景象讓人極為震驚：“可以用‘掘地三尺’來形容，盜墓者為了不遺漏‘寶貝’將墓室的地板都給揭了，澆田的水順著盜洞流入，把整 個墓室都淹了。如果再不發掘，連墓室本體都保護不住了。”

與之類似的還有今年名噪一時的海昏侯墓的發掘過程。沉睡了2000多年的 海昏侯劉賀墓，由于盜墓者的攪擾不得不啟動發掘、面見世人。“海昏侯墓的盜洞發現時已經到達墓室，如果再晚幾天發現，說不定整個墓就被毀了。”劉慶柱指 出，隨著科技的發展，盜墓的手段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盜墓者拿鐵釬挖，破壞進度比較緩慢。現在盜墓工具越來越‘現代化’，很多墓葬發現被盜時已經景況很‘凄慘’了。”

2 因技術水平不主動發掘帝王陵

劉慶柱表示，古代墓葬尤其是帝王陵墓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信息， “古人視死如視生，陰間是陽間的縮影，對墓葬的認識是我們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原則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家不把帝王陵墓作為主動發掘的對象，這 是由于目前的技術手段、設施設備、認知水平距離全面復原陵墓歷史場景還有一定差距。“墓葬在千百年的‘沉睡’中已形成了穩定的地下微環境，發掘時間的遲早 對其影響不大。然而，等幾十年再發掘卻可能孕育現代考古發掘和保護技術的極大發展，條件成熟再發掘是我們的愿景。”

然而盜墓的發 生，時時讓發掘過程被動開啟。一旦墓葬被打開，很多情況令人難以預想。“那么大的墓葬范圍，里面的空氣成分、溫度、濕度都不了解，微環境如何保持和恢 復？”劉慶柱指出，墓葬真正的價值并不是盜墓者追隨的金銀財寶，“東西擺在哪兒？起什么作用？有什么目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一旦發生盜墓，一切都亂了 套，歷史也就難以重現。”盜墓對文化遺產的危害是摧毀性的。

3 古人一般不會為“發家致富”盜墓

劉慶柱介紹，盜墓的行為古已有之，但在歷代都是為社會所不齒的行為，歷代法律都對此有著嚴格的制裁規范，“比如，按《大清律》最嚴重者將處以極刑。”

劉 慶柱告訴記者，古時候，人們對生死保有敬重之心，一般不會出現為了“發家致富”而盜墳掘墓的情況。在古代，重要的陵墓被盜一般出于兩種情況：一種是出于政 治報復的目的，“比如，西漢滅亡后，農民起義軍曾把漢王朝的帝陵給掘了，包括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在內的西漢帝陵幾乎全部被毀。”

另 一種，是由于政府財政危機或軍閥混戰，有組織地挖掘帝王陵墓及其陪葬墓以備軍需，充作軍餉。“這種情況在戰亂頻繁、民不聊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常見。比 如，在《晉書》里就記載了西晉時期，由于稅收出現虧空，朝廷特設武官或稱‘摸金中郎’或稱‘搜金都尉’，率軍將漢宣帝墓杜陵給挖了，并以此維持了皇宮半年 的開支。”

與古代的動機不同，如今的“盜墓”成了一種一夜暴富、不勞而獲的手段而日益猖獗。如駭人聽聞的遼寧朝陽特大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系列案件。“公安部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其中一級文物就有248件。”

4 遏制盜墓從嚴管文物市場開始

劉 慶柱認為，造成目前盜墓現象猖獗的一大原因在于犯罪成本的低下。2011年《刑法修正案》廢除了“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以及走私普通貨物/貴金屬/珍稀 動物及其制品罪、走私文物罪、盜掘古墓葬/古文化遺址/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虛開/偽造并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票據/金融憑證/信用證詐騙罪 等13個經濟類犯罪”的死刑，而對于走私文物罪、盜掘古墓葬罪等文物犯罪是否應該歸類為“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劉慶柱認為值得商榷。

“文 物犯罪雖然動機是為了追求非法的經濟利益，但對社會、國家、人民帶來的危害和損失卻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在研究春秋戰國歷史時提出 “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劉慶柱認為，盜墓者觸犯的是民族的人倫底線和科學底線。“盜墓不僅僅是一種偷盜行為，犯罪分子為了‘撈金’不惜一切，以摧毀 民族的文化基因為代價，切斷民族記憶，破壞民族文化載體的基本保存條件， ‘是可忍孰不可忍’”，劉慶柱對此表示痛心疾首，并主張對處罰手段進行調整， “該嚴打要嚴打”。

另外，針對目前民間文物魚龍混雜、來源曖昧的問題，劉慶柱指出，盜墓本身就是一種打亂文物體系科學管理的行為。 雨后春筍般的“民間國寶”除了假文物以外，多為盜掘所出。“追捧的人越來越多，混亂的市場越來越大，文物犯罪形成盜墓、轉運、收藏、倒賣‘一條龍’。”因 此，除了從國家層面加大法制上的打擊力度外，劉慶柱還主張將文物犯罪當做社會問題由多部門聯動解決，“文物部門嚴格執行文物法，不能進入市場的盜掘、出土 文物一律嚴格篩查。不論是國營還是民營文物商店的從業者都要有行業良心，賣假讓老百姓吃虧，賣盜掘文物讓國家吃虧。盜掘文物賣得越多，盜掘現象越猖獗。”

5 影視作品不應對盜墓推波助瀾

近 年來，影視、文藝作品對盜墓風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盜墓為社會所不齒，大多盜墓小說、影視作品通過憑空想象的情節和懸念，講述獵奇故事、編造奇珍異 寶，在吸引年輕觀眾的同時，也造成了負面的社會效應。”劉慶柱認為，作為社會的知識階層，文藝作品的作者在創作時首先要明確自己的立場和動機，“雜技表演 遇到一些危險動作時都知道標出字幕：‘請勿模仿’，而現在有些創作者卻并沒有把盜墓當作罪惡去揭露，而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欣賞。”

劉 慶柱還認為，許多“鑒寶”類電視節目的宣傳令社會的“拜金”情緒高漲，“文物的價值應從科學、藝術、歷史三個方面去考量，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而現在的鑒 寶節目將落腳點放在經濟價值上，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元青花幾千萬’，仿佛擁有一件珍寶就可以一夜暴富、一步登天。”比如，曾震動全國的長沙 “12·29”盜掘漢王陵案，主犯坦言就是受到電視“鑒寶”欄目的影響走上一條不歸路。

劉慶柱表示，作者、學者作為知識分子有必要表明立場態度，引導健康的社會價值取向，“不能用自己胡編亂造的情節為犯罪分子提供聞所未聞的盜墓手段和作案經驗，以免造成慘痛的民族教訓。”（記者 孫樂琪 東方IC/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