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崇拜 暴利驅使

記者采訪發現，近年來“整村犯罪”現象頻發，折射出目前農村傳統規范“失序”、新的約束制度未能同步建立、基層治安防范機制不健全，尤其是部分農村基層組織渙散軟弱，對于潛在風險長期縱容，最終釀成群體性犯罪，值得反思。不少基層干部建議，“整村犯罪”現象頻發倒逼當前農村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體系。

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波認為，從農村發展的自然規律來看，中國農村的人員結構等發生了巨變，居民價值觀念也在過去20年中發生了重大轉變，也為“整村犯罪”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伴隨著農村巨變的是傳統規范與制約的失效與新的制度沒能同步建立，導致人們迷戀對物的占有，對金錢的崇拜，產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一些案件中顯示的是共性的問題：村民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錢和利益。

有專家認為，從橫向對比來看，部分農村地區的極端貧困也在某種意義上“滋長”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不少“整村犯罪”村民生活的地方都極為貧困，例如廟壩鎮是云南省扶貧辦確定的貧困鄉鎮，石筍村是被扶貧的村莊之一。除了貧困，不少村民還有不良嗜好，比如好賭成癮、嗜賭甚至嗜毒成性。一旦賭輸或是毒癮發作，往往借高利貸，債臺高筑便鋌而走險。

一些基層公安民警表示，當前維持基層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務力量不足也是導致“整村犯罪”現象未能被消滅在“苗頭”階段的重要原因。

記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層調研也發現，部分偏遠鄉村地區甚至出現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沒有治安力量駐守巡防。記者在海南昌江王下鄉了解到，該鄉下轄4個村委會、13個自然村常駐3200名黎族同胞，轄區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當于1人負責1個村委會，警力明顯不足。

另一方面，基層干部人手缺乏，工作多、任務重，難以建立有效的社會防護網。四川射洪縣金家鎮鎮長吳冬說，村上人員復雜，但僅靠他和村主任、文書三位干部，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部分地方對村“兩委”班子成員的監督薄弱。在目前的村級基層組織中，大部分權力集中掌控在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手中。個別村民主集中制受到嚴重破壞，村“兩委”班子成員監督“一把手”難有實效。此外，由于一些“村官”的關系網錯綜復雜，“手眼通天”，根本不把鄉鎮干部放在眼里，鄉鎮的監管往往變得脆弱無力、無可奈何，致使很多能夠在萌芽階段制止的違法犯罪行為自由發展，最終釀成大禍。

倒逼加快農村精準扶貧

一些基層黨員干部、司法機關負責人認為，“整村犯罪”反映了經濟社會轉型期我國農村面臨變化與調整的復雜形勢，也倒逼農村加快精準扶貧，根治整村犯罪根源，以及從信息資源共享、農村警務戰略等層面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體系。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副院長魏永忠建議，首先需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在大數據背景下進一步推動警務信息化建設，加快推進實現全國公安機關的“一網化格局”。此外，社會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僅僅依靠公安部門自身，也需要集合社會合力，擴大信息來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助推“群防群治”落地。例如，今年初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出臺有關規定，設立專門社會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線索獎勵項目，拿出百萬專項資金獎勵群眾，最高獎勵標準分為四級，一級信息線索原則上不低于5000元，獎勵發放可以以現金、銀行轉賬，也可以用電話充值、微信紅包、流量贈送等方式實施。規定出臺僅一月內，相關部門就收到群眾舉報線索并循線抓住了三名邪教分子。

第三，創新普法宣傳，加強對農村留守兒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識教育，有關部門應組織專門培訓，提升他們應對危險的能力。海南省儋州市司法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針對儋州部分農村電信詐騙猖獗情況，司法部門目前根據真實案例改編微電影進行司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同時更具體的做法，則應該對未成年人，設立專門的教育基地，對他們進行正確引導，從源頭上扼殺犯罪“毒瘤”。

最后，多渠道豐富農民的業余文化生活。海南昌江縣王下鄉副鄉長盧以斌建議，一些邊遠地區的農村文化生活十分單調，要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娛樂活動。此外，還需培育、規范農村文化消費市場，防止“黃賭毒”侵蝕，結合商家的贏利性與政府的公益性，創新模式，讓優質圖書、光碟等文化產品進入農村，為農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