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的電子郵件是他與外界溝通的最后信息之一。隨后，他搭乘的的士遭遇伏擊，四個蒙面的圣戰分子挾持了他、他的制片人、還有另一個攝影師作為人質。下一次他再出現的時候，他身著橙色的連衣褲（跪地被斬首，并被錄下視頻），這宣告著伊斯蘭國在世界舞臺的登場。

28歲的唐是紀錄片《戰斗（Conflict）》刻畫的六個新聞攝影記者之一，這是奈飛（Netflix）公司的新節目，內容圍繞戰爭地區的攝影環境與情況。唐在香港出生成長，2009年從紐約大學畢業；在大學的第一年旅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之后，她成為了一個攝影師。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她遇見了一些曾在斯雷布雷尼察生活的女人們。“她們的故事對我產生了很大的震撼。在她們的允許下，我給她們拍攝了照片，并在回學校之后精修了這些照片。這些照片帶給我的震撼比聆聽她們的故事還要大”，她說。

2011年，“準備充分不足”的唐去利比亞報道反抗穆阿邁爾·卡扎菲的人民起義；現在，她主要為《紐約時報》和《華盛頓日報》拍攝照片。但在她奔赴前線的有限經驗中，她見證了近些年來新聞攝影記者所能見到的兩次最慘重、最悲慘的傷亡情境。

在她和弗利（死于2014年）接觸之前，唐在利比亞，和克里斯·洪德羅斯（Chris Hondros）躲在同一個藏身房中。這位英國新聞攝影記者洪德羅斯，與蒂姆·海瑟林頓（Tim Hetherington），在一次破擊炮攻擊中身亡，當時唐正在幾英里外的米蘇拉塔（利比亞）工作。

這部迷你劇由六個自制電影構成，制片人是海瑟林頓的合作伙伴愛迪爾·艾伯爾汗（Idil Ibrahim），出品方是美國紀錄片出品人尼克·菲茨休（Nick Fitzhugh）。劇集探索的是唐還有像唐一樣的攝影師，如何在巨大的壓力下，展現受難者們遭受極端暴力的經歷。唐說，這是一個無盡繁冗的工作。“在戰爭中，是的，無盡的瘋狂、血腥和悲慟的時刻，但是也有一些喜悅”，她補充道。

面對鏡頭，唐談到她拍攝人民起義的頭幾天的經歷。“當我踏足利比亞時，我24歲”，她說，“我記得我正向米蘇拉塔的市中心前進。我看見一片人海，他們洋溢著喜悅之情。戰時，盡管人們身處苦難之中，但總有某些時刻是有一點值得慶祝的事情的。”

雖然在唐的攝影作品中，充斥著難以想象的巨大的痛苦。“回顧過去的三年，我不斷地奔赴前線，很多場景是我再也不想經歷的”，她在節目中說。

“我拍的一張照片，是坐在椅子上的一個男孩”，她繼續說，“背景中的涂鴉用阿拉伯語寫著‘時間靜止’。他腳下的運尸袋里的人是他的父親。炸彈轟擊了他的家，他的父親去世了，而他還不了解這意味著什么，這實在是觸目驚心。但是他臉上的表情——他甚至沒有哭，真是令人難以直視。”

這部劇集展現了新聞攝影記者們如何努力保障自己的安全，畢竟他們工作的地方是危險無比的戰斗地區。記者們（包括唐）接受了定期的戰地急救訓練，還有應對惡劣環境的訓練。但是很多新聞攝影記者是自由職業者，他們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險。

“我認為公眾對他們在媒體里看到的事情變得麻木無感了，無論他們看到的東西是多么的觸目驚心”， 菲茨休談及他的電影作品時，他這么說，“我們對此的一個應對方法就是把對戰場的敘述變得個體化、人性化。我想要扯下客觀的面紗，展現拍攝這些畫面的攝影師們的經歷。”

這個節目還刻畫了新聞攝影記者皮特·穆勒（Pete Muller），喬奧·希爾瓦（Jo?o Silva），唐娜·費拉多 （Donna Ferrato），羅賓·哈蒙德（Robin Hammond）和厄洛斯·霍蘭德（Eros Hoagland），因為節目想要展現戰爭的不同方面，這些戰爭為我們的年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記；戰爭的不同方面包括占領戰爭中的士兵，想要逃避地毯式轟炸的平民，倍受蹂躪的受害者，還有被迫在恐怖分子的暴動中生活的人民。

在講述南非工作的希爾瓦的那一集，我們看到攝影師躺在床上，他的身影投射在頭頂的天花板上。這樣的視覺安排讓我們想象，即使在我們最私密的時刻也能讓我們想象，在我們的腦海中回放那些悲慟記憶是怎樣一種感受。然后鏡頭拉了回來，只見希爾瓦掀開羽絨被滾下了床，露出了假肢。在2010年10月23號，當希爾瓦和美國士兵在坎大哈（阿富汗）巡邏時，他踏上了一顆地雷，從此失去了左邊的小腿和整條右腿。

“藏身相機之后并不意味著你就置身事外了”，希爾瓦面對鏡頭說，“相機不是保護盾，也不是過濾器。”

戰地攝影從未像現在這么危險。自1992年以來，已有1197名投身于此的記者在暴力襲擊中身亡。在2015年，這個數值是109。因為主要的新聞出版公司關掉了他們的海外記者站，所以他們越來越依賴獨立的攝影師，這些攝影師沒有龐大組織的支持，而且僅有小額的預算。況且，就像我們從英國記者瑪麗·科爾文（Marrie Colvin）在敘利亞的死訊可以看到，記者現在因為被視為敵方戰斗人員而成為受攻擊的目標。

敘利亞戰爭更是固化了這樣的身份轉變。去年有一次，大概30個獨立工作者被獨裁政府和叛亂分子挾持，因為他們把西方新聞攝影記者視為圣戰主義運動的死敵，而非記者們只是想要曝光獨裁者的濫權情況。

“近些年來，攝影師們很危險”，菲茨休說，“我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攝影師們每天處于怎樣一個險境中。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攝影師們是怎么撐過來的。”

劇集想要為一個基本的誤解正名，這個誤解有關這些記者來到戰地工作的驅動力。“有一個誤解就是，他們僅僅是因為腎上腺的上升而來的，或者他們想要拯救世界”，他說，“戰地報道是一個很復雜的事情，投身這項事業的原因并不能被簡單地分類。”

節目也是為了紀念為這部凝結血汗之作獻身的人們。雖然詹姆斯·弗利還沒來得及充分展現他的記者才能，就被綁架和殺害了，但是他的能力依然在這部片中熠熠生輝。

“你需要關注你的頭腦和你的心靈”，唐說，“當你見證了可怖的事情后，忽視對自己的頭腦和心靈的感受，你就開始對你報道的人、事、物失去同情心和同理心了。”

“我會永遠記得詹姆斯這個最忠誠、最暖心的人。我最珍貴的記憶，就是當我們在敘利亞工作時，我們在苦苦等待，盡管這些時間很消磨人心，但我們還是熬過了這些艱難的時刻，并在那之后共品小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