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利益出發，要求平臺強化安全監管，在駕駛員準入、車輛準入等方面，必須積極作為，并承擔相應的責任，本身就是公共安全的要求，也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2015年9月，一輛滴滴“網約車”與一輛小轎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車輛損壞，經交通管理部門認定“網約車”負全責。小轎車司機于是將“網約車”司機、車主、滴滴平臺運營者及保險公司訴至法院。日前，北京海淀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

在“網約車”上周剛剛獲得合法地位的當口，這起案件的未來走向顯然備受矚目。畢竟，“網約車”發生事故或傷害事件之后，責任如何分配，不僅僅關系到事故雙方的爭執，也關乎社會的公共安全，不可不慎。有關方面有必要以更審慎的態度、更明晰的司法裁定，傳遞給社會一個明確的信號。

具體到這起事件中，有一個難題無法回避，即現行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能夠用作法庭裁決的依據嗎？

對于網絡約車服務中出現安全事故這一情況，《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者承擔承運人責任，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也就是說，網約車平臺公司需承擔承運人責任。而該案卻發生在《暫行辦法》出臺之前的2015年，依據“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則，不能用今天的規定去約束昨天的行為。

果如此，則又很可能會出現現行司法實踐與新規沖撞的尷尬局面，從而違背法治精神。

其實，在平臺責任的問題上，此前并無明晰的法律界定，甚至連“網約車”是否屬于營運車輛都沒有明確說法。也就是說，現在的新規并不與此前規定沖突，此前本來就沒有相關規定。非但二者沒有沖突，新規還明確了平臺的責任。

此外，網約平臺承擔安全責任也并非沒有先例。據報道，今年6月3日，長沙“滴滴”司機李某與乘客馬某因拼車發生糾紛，持刀將馬某砍傷。案發后，“滴滴”發布聲明稱：除了協助對行兇者進行制裁和索賠外，“滴滴”還將啟動相關的保險和賠付機制，全額墊付馬某的醫療費用，并按照平臺規定給予其他經濟賠償和補助。

所以說，從公共利益出發，要求平臺強化安全監管，在駕駛員準入、車輛準入等方面，必須積極作為，并承擔相應的責任，本身就是公共安全的要求，也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

不必諱言，目前在“網約車”蓬勃發展的同時，安全隱患也如影隨形，必須予以高度重視。今年3月底，據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通報，深圳網絡約租車駕駛員招錄普遍存在把關不嚴的問題。據公安排查，深圳市網約車駕駛員中發現有吸毒前科人員1425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1661名，還有肇事肇禍精神病人。

當然，從網約平臺方面講，有些政策瓶頸也需要解決。比如，網絡平臺若想了解參與者的歷史信用信息、犯罪記錄等，仍存在很大的難度。在這方面，政府也該創新管理，降低門檻，幫助企業方便獲取相關數據。

無論如何，如何使網約車在放開后得到切實有效的監管，以增進整個社會的便捷與安全，對政府與市場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