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玉器發展史而言，唐宋玉器可謂開啟了新的華章。有唐一代開始，隨著歷史背景的轉換及中亞和西亞的文化藝術進入中原地區，玉器逐漸褪去了神秘和神圣的光環，走進尋常百姓家。及至宋代，由于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玉器的商品化、世俗化進程日益加快。一些大城市出現了“玉肆”，玉石作坊與珠寶店鋪組合起來，形成了“前店后工廠”的中國民間玉器加工和銷售的傳統模式，當時的杭州“七寶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白玉龍柄魁，遼，高4.9cm，口徑13.9cm，底徑10cm

白玉質，微閃青，圓口。外壁通體浮雕兩條呈行進狀態中的龍，龍身細長無鱗，皆四爪張開，呈車輪狀。一側以龍首作柄，龍張口吐舌，上下唇皆外翻。平底無足。

這種玉器造型來源于漢代的魁，原為盛羹的器物，以單柄外向的龍首為主要形制特點。龍為最高等級的神獸，符合“魁”字中“首、大”的意義。魁最早常以陶、木為之，兩漢、魏晉時銅質魁較多，又稱“龍銅魁”。玉質魁目前發現最早者為南京大學博物館所藏的刻有遼代契丹文字的龍柄玉魁，為遼皇室用玉，器形與此器類似，已演變為酒器。

魁這種器物主要流行于北方的漢人和少數民族中，直到元時還廣泛使用。

玉器徹底走下神壇 更為世俗和民間化

由于隋代短祚，目前僅見李靜訓墓出土有白玉杯、玉釵等寥寥幾件，難窺其全面真實面貌，而唐宋歷時六百多年，玉器流傳至今相對較多，充分展現了這一轉折時期玉器的基本變化。張尉表示，唐宋以后，玉器更加世俗化、民間化、商品化。

白玉勺，唐，高2.8cm，長19cm，柄寬1.3cm，勺橫徑5.3cm

勺白玉質，玉質溫潤，打磨光滑，略有黃褐沁斑。直柄，柄首勾曲回卷，勺體較深。通體光素無紋飾。

玉勺早在新時期時代的凌家灘文化中曾發現一件，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有發現。唐代的立體器物很少。此件玉勺，形體較大且厚重，玉質優良，堪稱稀世之寶。

張尉告訴記者：“唐宋以前的玉器，多作為禮制的載體，象征著身份等級，因此造型相對而言比較單一，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創新。品類以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斧、玉戈、玉刀以及玉玦、玉璜、玉環、玉帶鉤等為主；紋飾則以象征性的抽象幾何紋為主，如云紋、谷紋、蒲紋等為主；雖也有人物和動物，但表現形式夸張、變形，具有程式化的特點。唐宋玉器則開始出現分野，很大一部分走向了民間，禮儀性器物漸趨減少，純粹的佩飾和裝飾性器物成為主流。雖然像玉璧等仍用于祭天，繼續發揮著禮器功用，但形制較小，飾紋上也大膽出新。”

“因為玉器已經世俗化，所以圖案要表達某種意思，討個好彩，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所謂‘圖必有意，意必吉祥’。” 張尉說，譬如鹿在南北朝時就被視為“純善之獸”，《瑞應圖記》：“王者承先圣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鹿因與官祿的“祿” 字同音，故后世往往在圖案表現中與蝙蝠(寓意福)，仙翁(寓意壽)合于一處，表示“福祿壽”。早期的玉鹿見于商、西周，此后一直到唐以前，玉鹿都較少見到。唐以后玉鹿作品大增，當與“祿”和鹿意義相結合有關，是唐宋以后玉器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鮮明體現；而象也是傳統吉祥題材，《瑞應圖記》：“王者政教行于四方，則白象至。”俗語有“太平有象”。玉象始見于殷墟婦好墓，但降至唐宋以后才略微多見。

總之，徹底走下神壇的唐宋玉器，吉祥圖案濫觴，影響之綿長及至今日。

人物動物重寫實 植物花卉最多見

走向民間的唐宋玉器幾何紋退至次要地位，生活氣息濃烈，隨意性更強，因此現實題材上升為主流，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被引入，像植物花卉紋非常多見，這在唐宋以前的玉器上是看不到的。人物(伎樂、飛天)、動物(飛禽、走獸)等也強調寫實，為玉器注入了濃郁的生活情調。

在玉器題材的世俗化方面，張尉認為，唐宋動物形玉器的長足發展，可謂代表。“動物形玉飾是古代玉器中的重要品類之一，主要指寫實的肖生動物。史前已見端倪，紅山、良渚、石家河等新石器時代諸文化均有發現，如鳥、鷹、魚、蛙、虎等。商周玉動物種類擴大，數量增多，僅殷墟婦好墓就出土百余件。兩漢玉動物繼續制作。而唐宋的動物形玉飾不但造型與漢以前注重形式化、抽象化的裝飾風格有所區別，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大大擴展了。”如上海博物館館藏的宋代玉動物約有二十余件，如鳥、孔雀、雞、鵝、鴛鴦、魚、虎、象、馬、鹿、狗、兔等，代表了當時流行的品種，其用途主要為佩飾。“飛禽在宋代最為常見，其在當時大為發展的背景之一自然是兩宋花鳥畫的昌盛，文人的審美趣味或多或少在玉飛禽上得到流露。宋代飛禽纖秀清麗的裝飾風格既是彌漫兩宋藝壇的時代風貌的折射，也是兩宋花鳥畫較強浸染的反映。”

后世標準的龍之造型在唐代已趨于定型，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提出龍的“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這在唐龍身上已基本得到體現，其對后世龍紋影響極大。

以透雕手法琢制的足踏祥云的行龍也為唐代新的創造，其鮮明特點為行龍氣勢飛動，身下襯托著奔騰漂浮的大朵流云，此類風格影響及于宋代，但后者在總體氣勢上與前者不可比肩。

唐雄健宋婉約 玉器差異較大

盡管唐宋玉器在中國玉器史上都以嶄新的面目示人，但張尉明確指出，兩個時期的玉器風格差別很大，這跟時代背景直接相關。

唐代比較強盛，中外交流比較頻繁，這種社會風貌賦予唐代藝術品一種雄健豪邁的風格，在玉器上也體現得非常明顯；而宋王朝并未完全統一全國，北方有游牧民族不時侵擾，西夏、遼、金虎視眈眈，因此玉器在骨力方面比唐代玉器要弱一些。同時由于當時文化昌盛，文人士大夫引領社會風潮，玉器整體上也受到影響，比較細膩、內斂。“清代乾隆工是歷代玉器工藝中最精細的，其次可能就是宋作工了。皮殼俏色巧雕的做法，雖然在商代就已出現，到了兩宋以后，才大量出現，成為鑒賞當時玉器的一個參考標準，這也反映宋人崇尚自然，追求回歸自然的意境。”

除了審美上的傾向，宋代文人士大夫也喜歡揮毫寫字作畫，玉器中的文房用具因此在宋代以后才多有出現。宋代文人士大夫還好古崇古，金石學風潮就肇始于宋代，在其推動下，也產生了仿古玉，為古代玉器增加了新的品類。像1952年安徽省休寧縣朱唏顏夫婦合葬墓出土的獸面紋玉卣，就是南宋時期仿古玉器中的代表作。“仿古玉從宋代開始到清朝，一直很興盛，尤其是乾隆年間發展到頂峰，可見宋代文化對后世影響的深遠。”

藝術總是相通的，可以說，唐宋玉器在某種程度上跟唐詩宋詞有著對應關系，唐詩的雄健和宋詞的婉約，于玉器上有著實體化的展現。

唐宋上乘玉料罕見 出土小件作品較多

唐宋玉器徹底走下禮制神壇后，其高高在上的地位似乎也漸漸失去。張尉表示，相對于金銀器和瓷器來講，唐宋玉器的生產規模和數量都不算太大。“唐代的金銀器要比玉器發達，估計這和佛教的興盛密切有關。金銀是佛教信徒供奉佛祖的最高等級供品，法門寺發現的很多金銀器，就是當時皇帝用于供奉佛祖的。上行下效，整個社會也就比較崇尚金銀器。由此，玉器的主題圖案、形式等有些也借鑒于金銀器；宋代則是瓷器非常流行，五大名窯在當時就非常出名，宋徽宗對瓷器的熱愛，也代代流傳。所以宋代玉器的器型、紋飾有些亦受到瓷器影響。玉器在當時的典籍中記載也不多，因為它不像青銅器，歷來就是國之重器，也不像書畫一樣，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在唐宋年間，玉器更多只是被作為工藝品看待，用于美化生活，重視程度不太夠。”

當然，導致唐宋玉器質和量受到限制，還在于玉料來源的不穩定。“學術界基本已有共識，從漢代以后，玉料主要來自于新疆的和田玉。但直到乾隆年間，玉料進入中原都要通過貿易、進貢等方式，局限性比較大：首先是無法保證想要多少玉料就有多少玉料；其次也不能保證玉材的質量。所以我們看清代以前的玉器，很多玉料都不是很好。宋徽宗雖然也喜歡玉器，衣有玉束帶，樂有玉磬，祭祀有玉圭、玉冊，在內廷也專門設立了玉作坊，叫做‘文思院’。但他對這一愛好，無法像乾隆皇帝一樣隨心所欲，想要多少就直接頒布詔令讓新疆地區的官員督運過來，再挑挑揀揀。”張尉說。

也因此，現在出土的唐宋玉器并不多，已知出土作品小件多，大件少。傳世品數量相比較其他時代也不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