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管真嚴就要立足于早、立足于小。從嚴治黨，必須做到日常化、經常化，而不是運動化，搞成一項突擊任務。凡是運動式就沒希望，只有見諸日常才能行穩致遠。要么不紅臉、要么一年只紅一兩次，把問題都攢到年底民主生活會再說，這怎么能叫常態，又怎么能實現自我凈化？相對于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不少黨員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毛病和問題，黨組織平時要嚴格一點，多點“婆婆嘴”，發現苗頭問題或輕微違紀的，就要找本人談談，或者打個電話提醒提醒；工作再實一點，就在支部會、生活會上點點他的名字，讓他出出汗，及時拉一把而不是推一把。這樣，黨員干部就不至于突破底線而受到紀律處分，“極極少數”自然就會越來越少。

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說易行難，是個挑戰。這有認識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還在于敢不敢擔當、會不會擔當。一些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基本不開展批評，即便批評也是抽象空洞的，包裝了再包裝，致使批評失去了鋒芒，成為無的放矢。有的領導干部把犯錯誤的干部請來談話，開場白就是“老兄，對不起啊，這可是領導讓我找你談的”，或者說“是上級紀委安排的”。這都是不擔當的表現。當年革命先烈為了黨的事業拋頭顱灑熱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今天無非是讓你為了黨的事業去開展批評、得罪點人，如果這點擔當都沒有，那我們這個黨還怎么能有凝聚力和戰斗力。談話、批評是做人的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有嚴肅性，更要有思想性，還要有藝術性，拿捏好分寸火候。要把話談到心里去，對有問題的能夠認識到這是組織給的機會，相信組織、依靠組織，主動承認錯誤、改正錯誤；對沒問題的，也可以提高認識，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運用好“四種形態”，這是方向性的扭轉，有待于探索深化。只要有堅強的黨性，能夠密切聯系實際，實踐中就能創造出新招數。要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談出效果、紅臉出汗，使黨員干部不犯或者少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