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午，朝陽區酒仙橋附近某公司一男員工忽然在衛生間暈倒，被同事送往醫院后搶救，最終被醫院診斷為猝死。但醫院、社區均稱無法為其出具死亡證明，死者陳尸太平間一個星期不能火化。患者家屬以及華信醫院方面表示，朝陽警方已介入此事。（7月27日《新京報》）

對于死亡證明的主體責任單位，以及院前院后死亡的辦理程序，《國家衛生計生委 公安部 民政部 關于進一步規范人口死亡醫學證明和信息登記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如果醫院實施了搶救后死亡，應該是救治醫院開；如果是在送醫之前死亡的，應由死亡時所在片區的派出所、社區醫院、救治醫院人員同時在場的情況下，對死者的死因進行認定，無異議后，由社區醫院開具死亡證明。

此案的爭議在于，盡管病人送來時已經死亡，但在患者同事的要求下，華信醫院對病人實施了救治，符合相關“救治原則”中的主體責任，因而應當開具死亡證明。不過，按照北京市衛計委相關人員的解釋，如果救治醫院能夠證明病人是在進入醫院前就死亡，那么就應由社區醫院來證明。其出具的“考慮院前死亡”，又與“完全認定院前死亡”有一定的概念上的差異，相關服務中心對此并不認可。一張死亡證明難產，逼得家屬只能走尸檢這一關鍵環節。

按理說，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無論是救治醫院，還是社區服務中心，都可以“特事特辦”給予解決。然而問題在于，怕承擔責任的心態，使得他們又不得不謹慎行事。從救治醫院醫生說可以開具證明，到后來的態度急轉，表明這種情況在醫院看來，屬于可開可不開的范疇。畢竟醫院實施了救治，只不過是在救治前死亡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依據相關程序性規定，自然就會“能推就推”，能不開的就會選擇拒絕開具。

表面上看，這絕對是一種責任擔當不夠的表現，也是相關規定模糊下，導致的責任不清的體現。不過其背后的原因，則跟近年來醫患關系緊張之下，院方怕承擔責任有很大的關系。道理很簡單，如果依據相關規定，如果由院方出具有死亡證明，也就意味著其實施了救治，跟院前死亡的事實有很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死者家屬據此向院方提出賠償申訴，索取賠償甚至大鬧醫院，這絕對是他們難以承受之重。按程序本可推脫的程序，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然就不會主動替患者開具，并且在出具院前死亡證明，在表述上也采取了“考慮院前死亡”的模糊表達。

從律師的解釋上來看，難產的死亡證明顯然應由實施救治的醫院來開，不過其依然利用各種理由而進行推脫。院方的這種投鼠忌器的行為，固然應受到譴責。然而造成其“不作為”的原因更值得探析。在時下，醫患關系日益緊張，彼此之間缺乏互信，尤其是患者動不動就對醫生拳腳相加，一出現死亡事件就歸咎于“醫療事故”，輕者糾纏不清，重則設靈堂，砸設備，打醫生，破壞正常的醫療秩序。在息事寧人的心態下，不少醫院又為此承受了不小損失，對各種不確定因素的恐懼，才導致了院方的“能不為則不為”的心態。

這種狀況就跟訛詐導致的“見扶不扶”一樣，群體的信任危機，造成了人人自危和群體自傷的局面，從而形成了社會性的冷漠。跌倒者，只有在作出“自己摔倒，不怪別人”的承諾，并且有各種證明之后，才會得到救助。那么，一紙醫院證明，難道也要患者家屬作出“自己死亡，與醫院無關”的承諾之后，醫院才能開具死亡證明嗎？猝死而尋求一張證明，最后還得走尸檢的終極出路，這與其說是程序的嚴謹科學，不如說是信任危機之下個體的不信。只是處于這種環境下的每個人，都注定會成為“難產的下一個”。（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