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11日聯合滴滴出行首次明確網約車駕駛人員資格審查的禁入標準，主要是看駕駛人員是否有前科。明確那些有“重大、暴力和危害公眾安全的犯罪、嚴重治安違法、交通安全違法等三大類違法犯罪”記錄者，都將被一票否決、禁止進入移動出行平臺。

網約車的盛行，在給民眾出行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由此而來的出行風險也一直居高不下，各類安全事故頻見報端。就網約車安全來講，最為核心的因素，當然非駕駛人員莫屬。

從目前來看，查驗駕駛人員是否有前科，似乎是確保網約車安全最有效的選擇，這至少成為諸多地方在面對網約車風險頻發時的對策選擇。比如在今年3月，深圳市交通主管部門在約談網約車平臺時，就專門提到了網約車駕駛人員的“前科”問題。

客觀來說，人有前科，并不意味著他回歸社會后，依然是不值得信任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以“有前科”來否定一個人的就業選擇，有侵犯他們平等就業權的嫌疑。但是，交通運輸服務是一個社會特定行業，它的服務內容和形式決定了從業者必須有相應的門檻。于此，資格審查便有了不容辯駁的合理性，而從最基本的常識出發，那些存在“前科”的人，相較于其他人，無疑存在更大的風險，這樣的合理性，是可以超越于所謂的就業平等權之上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進行必要的資格審查，也是為了實現更大的平等，畢竟來說，消費者應該有選擇服務對象的權利，而必要的資格審查，只是把消費者的選擇權，進行了前置設定。

由此再來打量首次亮相的“負面清單”，從內容上來看，標準不可謂不具體，“一票否決”也傳遞出標準的嚴苛。尤為可貴的是，該標準也并沒有簡單以前科論事，其合理性和科學性不言而喻。于此而言，這一負面清單的出臺，能大大增加網約車的安全性。

不過，這里的負面清單，還只是單個企業的“自我約束”。它首先是小范圍內的，其次，它的法理基礎也是有所欠缺的。無論是從交通運輸本身的公共性，還是從規則本身的權威性，在自我約束之外，尤其需要外在約束——也就是立法層面的積極發力。

其實，為了規范網約車的發展，2015年10月，交通部曾發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在意見稿中，關于駕駛人員的資格審查有非常具體的內容，對照此次負面清單來看，也是大同小異。只是，這暫行辦法至今仍還是停留于紙面的征求意見稿。

從小范圍的“自我約束”到行規，再到立法設定，負面清單還要走多遠？我們不得而知，從網約車的發展，到公共安全的保障，它必須建立在自我約束與外在約束雙重完善的基礎之上。換言之，當負面清單成為行規與法律的共識時，網約車才能開入春天的快車道。（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