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彥涵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他以他的藝術生命，跨越了不同的時代，更以永不停歇的進取精神和多姿多彩的藝術創造，鑄就了中國現代美術史上一座豐碑。本刊特選此文，紀念這位以刀代筆的時代英雄。

一九五七年，彥涵、白炎夫婦在沙城

軍民合作抗戰勝利 套色版畫1944年（現藏于美國古根海姆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中國美術館）

1982年初，我作為文化部派出的中國美術教育考察團的一員訪問法國，在與旅法藝術家朱德群先生聚晤時，他問我，現在國內一位稱為“彥涵”的著名畫家，是不是他當年在杭州國立藝專的同學劉寶森？他說，劉寶森是他的好友，1938年離開學校出走，是不是后來到了延安，改了姓名？

我雖然和彥涵先生同在中央美院任教，也有忘年之交，并且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還因彥涵先生的介紹，接受其時任外文出版社編輯的白炎女士（彥涵夫人）的一部有關古代希臘藝術的約稿。我當然知道彥涵先生是從杭州輾轉投奔延安的，但不知道他的原名是劉寶森。

回國后，我向彥涵轉達了朱先生的問候，他笑呵呵地向我講述了他那段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歷史。后來，朱德群先生訪問北京，我也見證了這兩位青年時期的摯友相互隔絕半個世紀之后，歡聚的情景。

彥涵先生有豐富的生活閱歷，一路走來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飽經滄桑，但正如他晚年所說，受到的苦多于喜和樂，政治運動對他的身心傷害巨大。但在與他的交往中，我感覺到他只記住那些光明燦爛陽光的一面。

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后，在眾多場合他語言不多，常處在思考的狀態中，似乎在默默地咀嚼和消化他經受過的苦難和不幸，而不讓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影響他人的情緒和妨礙自己前進的步伐。他始終懷著青年時期的夢想，回憶自己在革命大潮中的那些崢嶸歲月，思念那些為中國獨立、解放而獻身的人們的形象，激勵自己用藝術表現那段難以忘懷的歷史。

他是延安時期革命藝術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古元等人創作的語言質樸、內容生動、具有時代和民族氣派的木刻藝術，是20世紀世界藝術史上難得的精品，它們為世界各大藝術博物館珍藏，是許多藝術史家作為研究的對象。他為之自豪，但不自滿，他要繼續發揮自己潛在的智慧和才能，為中國藝術作出新的奉獻。

新中國成立之后，彥涵的藝術始終沒有止步，即使在他受到反右運動磨難的那段困難的歲月，他也忍辱負重，用自己心愛的藝術描寫人民斗爭的歷史，鼓舞人們前進的勇氣，撫慰人們和自己的心靈。我曾在他1962年創作的大型套色木刻作品《百萬雄師》（現珍藏于國家博物館）前面佇立很久，不僅為作者浸透了自己思想感情、極富表現力的藝術語言所感動，更為他宏大、雄偉的心胸所震撼。那是在他1957年以莫須有罪名被劃成右派五年后創作的！還有，在“文革”前幾年，他創作的許多文學作品插圖，用匠心獨運的技巧刻畫的眾多充滿詩意的畫面和動人的形象，讀來令人心醉。毫不夸大地說，僅憑這些文學作品插圖，稱彥涵先生為藝術大師，一點也不過分。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之后，彥涵被劃成右派的錯案得到平反，他的藝術創作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期間，我與他有多次關于藝術創作問題的交談，他興致勃勃地說，藝術要擺脫固有模式向前拓展，要大膽發掘傳統和借鑒外來藝術，吸收新時代提供的精神資源，充分發揮個性，做無愧于時代的創造。他讓我看他的許多帶有象征意味的表現性和抽象性的作品，并囑我為之撰寫評論文章。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他逝世前，他一直在進行新的探索，也不斷有新作問世。我從他對創新藝術的熱情中，看到了他青年時期在杭州國立藝專受到的林風眠學派的影響，也聯想到當時“藝術為人生”與“藝術為藝術”的一段爭論。

其實，那時藝術先驅們都是本著促進中國藝術適應時代變化發出的聲音，“藝術為人生”的主張鮮明地提倡用藝術服務于大眾，自有其充足的理由和現實目的；而“藝術為藝術”主張藝術的自律，用純粹的藝術滋養人民大眾的心智，其最終目的當然也是為了人的生存狀況的改善。不過，在那時的環境下，這一主張有些“超前”和容易使人誤解。在“藝術為人生”和重視題材的普及大眾的藝術得到充分提倡之后，藝術界出現了忽視了藝術形式語言自身創造原理的現象，這時適當吸收“藝術為藝術”主張中的合理成分，是對藝術向前推進的必然要求。林風眠先生在杭州國立藝專執行的方針，強調藝術自身的特性，用藝術語言自身的魅力啟發大眾的心靈世界，對青年學子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彥涵晚年的藝術思考和實踐，除了他從自己長期的生活與藝術經驗中獲得的體會之外，與他早年在杭州國立藝專受到的教育不無關系。

彥涵先生晚期帶有象征和寓意的抽象性作品，一些是對純粹藝術形式的探索，一些也承載了他包括革命戰爭年代所經受的生命體驗，具有豐富的人文內容，兩者構成了他藝術創作最后一個高潮，也為我國創新藝術增添了風采。文/邵大箴

（本文有刪節，全文刊載于《永遠的戰士——紀念彥涵誕辰一百周年》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