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庭審直播應成為“互聯網+”時代的司法新常態。司法公開是杜絕暗箱操作的最好手段，在“互聯網+”時代，通過互聯網直播庭審過程，可以激發廣大網民對司法公開的參與熱情，讓廣大網民真正成為司法公開的參與者和監督者，從而倒逼個案的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景漢朝日前透露，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所有公開開庭的庭審活動原則上均通過互聯網直播。這意味著，庭審互聯網直播將成為法院審判活動的規定動作，而非可有可無的自選動作，庭審互聯網直播將成為司法新常態。

司法公開的關鍵和重心都在庭審公開，而互聯網時代的庭審公開將插上互聯網的翅膀，通過互聯網直播庭審，可以讓更多不在庭審現場的網民感受到“看得見的正義”。正如景漢朝副院長所言，庭審公開使司法公開從靜態到動態，從傳統庭審旁聽的“現場正義”、報紙廣播的“轉述正義”，到電視和網絡的“可視正義”，是一次質的飛躍。通過對案件庭審過程全方位、深層次公開，可以更好地回應社會關切，接受社會監督。庭審公開也具有倒逼法官提高駕馭庭審能力的作用，促進庭審水平全面提高，促進審判制度更加完善。他同時表示，最高法通過互聯網直播案件庭審，對全國法院將起到引領和示范作用。全國法院大量案件上線直播所形成的庭審數據庫，將成為法官辦案的參謀和助手，成為研究中國審判制度的第一手資料，成為法治中國建設的寶貴資源。

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今年年初在廣州與19位新聞媒體老總、資深媒體人座談時，談及快播案庭審直播時坦言：庭審直播多搞一點，對老百姓了解法律有好處，對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也是有好處的，形成倒逼機制。2016年“互聯網開年第一案”的快播案庭審直播效果良好，成為一堂生動的法治公開課，讓無數網民見證了法庭辯論的魅力和看得見的程序正義。

網上庭審直播應成為“互聯網+”時代的司法新常態。司法公開是杜絕暗箱操作的最好手段，在“互聯網+”時代，通過互聯網直播庭審過程，可以激發廣大網民對司法公開的參與熱情，讓廣大網民真正成為司法公開的參與者和監督者，從而倒逼個案的司法公正。

網上直播需要妥善處理獨立審判和輿論監督的關系。既防止出現“輿論審判”，司法理性被輿論“綁架”，也要防止法官無視輿情民意的任性，而應及時回應輿論關切，主動向公眾釋疑解惑。庭審網絡直播的基本前提是要確保“司法歸司法”，法院的獨立審判應當不受輿情的干擾甚至綁架，不能出現偏離法治理念的“網絡審判”。司法機關應認真甄別和吸取輿論中來自法律界和網絡技術人士合理的觀點，理性地獨立審判。

司法機關在主動接受媒體輿論監督的同時，也要妥善處理好司法與傳媒、司法審判與輿論監督的關系，既要保持審判活動的開放性，避免對新聞監督的不當限制，也要防止輿論的不當干預對獨立審判和公正審判的負面影響。媒體的新聞輿論既要發揮滿足和保障公眾的司法知情權及表達自由，又要發揮監督、督促和支持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的建設性作用，防止出現所謂輿論審判、惡意炒作等對獨立審判和公正審判的破壞性效應。

審判活動本質上是一種高度理性化、專業化和程序化的判斷推理過程，要求法官盡可能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要求審判活動盡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以及外界非法律因素的干擾和介入。如果輿論過于熱衷炒作，甚至儼然搞成“輿論審判”，就有可能誘發法官嘩眾取寵的潛在心理，同時也可能給法官造成過大的心理壓力。

輿論監督要注意防止形成情緒化的“輿論審判”，“輿論審判”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其后果將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實踐中，的確有個別案件的判決是法院迫于承受過大的輿論壓力而作出的完全迎合輿論呼聲的判決。這種判決可以博得一時的大快人心，但其公正性是值得懷疑的。這方面的案例及教訓其實并不罕見。公正審判活動需要善意而非惡意的輿論環境，需要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輿論監督。

讓我們為庭審一律互聯網直播點贊，讓網上庭審直播成為法治公開課，期待網上庭審直播真正成為“互聯網+”時代的司法新常態。（北京青年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