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農村報》報道，廣東潮州饒平縣大澳村一名出生僅18天的男嬰，被家人抱到居住在同村的縣人民醫院兒科醫生呂學勇的家中就診，次日凌晨男嬰不治身亡。家屬認為呂學勇有責，就聚眾鬧事，將棺材放在醫生家中，并焚燒紙錢。后雙方達成協議，家屬獲賠90萬元。幾天后，大澳村鄭氏追遠堂、秩祜堂理事會進行商議，認為此事極不合理，給大澳村臉上抹黑，遂動員家屬歸還賠償，目前賠償已全額退還。

此事的結局看起來頗為圓滿。因為呂醫生是位很受村民尊敬的好醫生，他不僅醫術高明，而且性情很好，對病人有求必應。當地一位老板愿意為他墊付90萬元的賠款，從中可以看出，他在當地村民中有極佳的口碑。對于這樣一位好醫生，社會理應給予更多關心，不能讓好人吃虧。另一方面，家屬的行為屬于典型的“醫鬧”，不能讓鬧事者得逞，否則將造成極壞的影響。從這些方面來看，鄉賢的做法頗為公道。

但從法理的層面看，此事卻極為不妥。首先，家屬鬧事固然不對，但鬧事不能掩蓋醫生可能存在的責任，不能因為有人鬧事了，就忽視鬧事者的權利。此事應一分為二看，即鬧事是一件事，但醫療糾紛是另一件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顧此失彼。其次，賠款90萬元是由第三者代表呂醫生與家屬達成的協議，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即使賠償額過高，也是出于雙方自愿，假如沒有正當理由，就不能隨便毀約。

更重要的是，此結果雖然經過集中討論，過程較為民主，但并不能排除存在脅迫。大澳村是個熟人社會，村民同宗同祖，都顧及個面子，不敢輕易得罪人。因此，鄉賢作出的決定就極具權威，死者家屬雖然有不同的意見和訴求，也可能不敢表達，其正當權利得不到保障。而呂醫生再優秀、人緣再好，也不能說明他在診療中就沒有出錯，只有通過司法和醫療事故鑒定等方式，方能明確責任，保障死者家屬的正當合法權益。

這起事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當前我國正全面推行家庭醫生制，這個制度若得以較好執行，將使醫患糾紛出現新的變化。以前，醫患糾紛主要發生在醫院，醫生和患者多屬陌生人，患者表達訴求很少會顧及周圍人的面子。但家庭醫生制將使糾紛發生在社區或村莊，發生在熟人之間，這一改變的好處是，患者礙于面子不敢無理取鬧，會變得理性些，但壞處是，熟人、宗族力量等，會對患者產生壓力，讓他們不敢表達。

可見，鄉賢勸退“醫鬧”看似可喜，但未必是好事，其重情理、輕法理的做法，不利于化解醫患矛盾。（羅志華）